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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文化生态学论文(共3714字) 一、建村伊始至20世纪60年代初 1．生计方式 在清代，三家子满族生活主要依靠政府，披甲一年饷银二十四两，除了每年二、八月份到齐齐哈尔进行军事检阅之外，村里人几乎无须与外界接触。清政权被推翻以后，八旗饷银被终止，该地区满族主要生计方式转变为渔猎业。三家子地区紧邻嫩江，鱼类资源丰富，打鱼就成为当地满族主要的生产方式。据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记录，三家子村每户都有小型鱼罩等捕鱼工具。此外，很多村民饲养猎狗，经常上山打猎，所产粮食、蔬菜多为自己家食用。此时三家子地区生产结构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文化生态学认为，特定环境与生产关系密切，原初的生产技术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生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映射族群的风俗与文化。三家子地区渔猎的生计方式不仅对此地区文化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使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得以保存。据史徒华的观点，渔猎的生产主要有两种方式:个体完成和集体协作，当自然资源丰富，狩猎大宗型猎物时，族群就会选择集体狩猎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三家子地区生产队经常组织6至8人，去嫩江及其支流打鱼。这种集体渔猎的生计方式，与明末时期氏族内部共同渔猎，劳动成果统一分配的满族传统生产方式大致相同。渔猎生计方式奠定了满族生活习俗的根基，渔猎文化是满族文化的核心部分。满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不留有渔猎文化的深刻烙印。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观之，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文化变迁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自建村以来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三家子地区基本保持了原有的自然环境，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不断动荡，但地处偏远的三家子村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文化生态环境在此期间内并未有明显的变化，因而建立在渔猎生计方式的上满族传统文化能够相对完整保持。 2．文化习得 文化习得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依靠家族家庭内部代际传承、依靠学校式的公共社会教育和基于一定区域的社会传播与影响。家庭内部传承传统文化，学校教育主要传递基础公共知识。虽然清代，齐齐哈尔设有官学，但三家子地区能接受官学教育的人较少，清王朝灭亡以后，官学也随之取消。辛亥革命至20世界60年代以前，当地青少年在学校学习机会较少，主要是受家庭教育。“教育是代际之间保留文化的重要力量”［3］，三家子满族文化通过家庭内部得以传承。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目前村里满语较好的老人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家庭成员中习得的。封闭生存环境在很长时间内使满族传统文化在三家子地区占据核心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三家子地区自然环境适宜渔业、农业，村民完全可以无须依靠外界生产生活。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利，使外部的思想文化难以传播到三家子地区，满族传统文化成为该区域的主体文化，其稳定性得以持续。计、孟、陶三家迁入此地区时承载满族传统文化中最为完整、原生态的部分。当其他地区的满族文化迅速衰落时，三家子地区依然保存满族传统文化，成为一座相对封闭满族文化孤岛。 二、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 20世纪60年代后，三家子满族文化呈现明显的衰弱迹象。如村中满族与汉族之间的差别消失，满族祭祖活动停止，许多家谱被损毁，不再公开供奉祖宗板。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满语保留较好，1986年，全村“除几位老年妇女能听懂汉语而不能讲外，大部分老年、中年及部分青年能用满汉两种语言交流。”［4］此阶段三家子地区满族文化从主体文化转变为边缘文化，从强势文化转变为弱势文化。 1．人口结构 1955年6月中共中央下发垦荒移民增产粮食部署计划，富裕县因地广人稀，成为黑龙江省接收移民的重点县之一。至1958年，富裕县接收安置垦荒队员及其家属共计3万余人，［5］很多汉族移民迁入村中，成为三家子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主要是满族)占全村人口的87．1%，到8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主要是满族)占全村人口53．9%。人是文化的载体，汉族人口的增加对三家子地区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满族文化的主体地位逐渐丧失。 2．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 移民的迁入改变了三家子地区的生态环境。据三家子村民回忆，大量移民迁入以前，“嫩江里的鱼还很多呢，那时抓的都是几斤重的大鱼，小的都没人要。俗话说‘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那话可不假。现偶尔能见到野鸡，也少了。六七十年代迁来很多汉族人，他们来了以后大量砍伐树木，有的盖房子，有的栅墙头，两年功夫就砍没了。地也乱开发，多都被破坏了。山东土地少，到这一看，遍地都是宝。所以用不上两三年都比咱们满族人过得好”［1］。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三家子地区渔猎资源不断受坏，生态环境发生变化。迁入三家子村的汉族，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经验丰富，加之三家子村土地肥沃，收入高于渔猎的满族。这直接促使了三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