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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市场化的农村婚姻 　　今年正月里的一天，婚庆鞭炮的硝烟慢慢散去，张湖夫妇回到屋里没有一丝睡意。大儿子娶了媳妇，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被搬走了。但这个甘肃大山里的家庭，因一场婚姻一夜返贫――为了支付大儿子的结婚费用，家里倾其所有，还欠下了15万元的外债，光利息就要花掉张湖打工年收入的一半。年前他曾经和亲家商量，彩礼能否分期付款。女方家长从嘴里挤出一句话：“你以为买房呢。”无奈之下，张湖只得借钱给女方凑足彩礼。 　　张湖家所在的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佛殿湾村，是当地出了名的穷山村。“太穷了，姑娘都不愿嫁过来，越穷的地方，彩礼涨得越高。”张湖说，这几年，村里有男娃的家庭对飞涨的彩礼已经习以为常，谁家娶了媳妇，都会问一句，“多少钱买的”。 　　一个“买”字透出了“张湖们”的无奈，也折射出彩礼背后农村婚姻的冷峻现实。 　　飞涨的彩礼 　　“万紫千红，一动不动”……这些彩礼口诀对甘肃庆阳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就像陇东的大山一样难以翻越。万紫，一万张五元的人民币叠在一起；千红，意味着一千张100元人民币；一动，是一辆小轿车；不动，自然是房产。 　　在张湖所在的佛殿湾村，飞涨的彩礼让当下农村青年的婚姻多了一层买卖的意味。佛殿湾村离庆阳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山大沟深，从市区到村里需要倒3趟车，再步行5公里。张湖家至今还住在一口破窑洞里。在这个贫穷的村庄，村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借钱付彩礼，亲朋好友也大都会支持一下，毕竟谁都说不好自己家的孩子哪天结婚需要钱。 　　张湖的二儿子正在读高三，如果考不上大学，也面临着娶媳妇的问题。张湖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他已经难以再承受一次彩礼的折腾了。 　　近几年，庆阳农村的“天价彩礼”，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从2004年的不到1万元，快速跑进了2015年的15万元。 　　彩礼不仅是西北老张一家难以逾越的黄土高坡，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曾在贵州调研了3个自然村，发现这3个自然村的9个外来媳妇，最后“跑”了6个。这些出走的新娘重新回到了婚姻市场，留下的却是一条条“光棍”和一个个单亲儿童。在刘燕舞看来，市场经济加速了年轻人的流动性，打工潮扩大了农村婚姻的圈子，确实让一些年轻人获得了更大的选择自由，但也给爱情与婚姻带来了更沉重的市场气息。刘燕舞等学者发现，越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地区，近年彩礼涨得就越厉害，“供求决定价格，爱情少了含情脉脉，赤裸裸地遵循市场规律”。 　　河南东部一个村庄的媒婆邓孟兴说，这几年，在一女难求的背景下，很多女方父母一开口就是六万六、八万八等吉利数字。这还只是彩礼，不包括买房、买车、酒席的费用。 　　房子正成为农村结婚费用中一个最大头的支出，女方已经不满足男方家里在农村盖新房了，不少女方要求在县城买房，再不济也得在镇上买房。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近一两年来回乡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县城里的房价涨得厉害。以鄂中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城为例，现房的价格已经达到每平方米七八千元，而武汉郊区的房价也不过如此。据该县县城一家房地产中介的老板介绍说，乡镇年轻人的婚房是抬高县城房价的主导因素。 　　事实上，大概也就在七八年前，豫鄂等中部地区的农村，男方给女方的彩礼也就是俗称的“三金三银”，金、银项链、耳环、手镯各一套。而现在，往往礼金就6万～10万起步，不少家庭都会因为儿子的婚事负债累累。 　　2015年3月，一位来自甘肃省泾川县的网友，在给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的网络留言里说，结婚的彩礼太高，动辄二三十万元，农村的年轻人感到压力巨大，省里的领导能不能管管。几天后，中共泾川县委办公室在网络上给小伙子回了信，而从这封回信中也可以看出农村彩礼高涨的事实和部分原因。回信说，泾川县各乡镇、各村之间彩礼有所差别，总体彩礼在13万至20万之间。造成农村彩礼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婚龄男女比例失调。根据统计，泾川县婚龄男女青年比例为1.86∶1，乡镇也普遍存在着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 　　事实上，政府也想管管彩礼问题。2015年6月，庆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倡导婚俗新风加强农村婚姻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将杜绝“天价彩礼”、拒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禁止媒人借婚介敛财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之中，印发全体村民家庭执行。 　　“根本到不了我们村，这样简单就能改变老风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当张湖听了市里有这样一个文件后说。 　　西安交通大学的姜全保博士，曾经对全国百村的光棍情况进行过调查。在他看来，彩礼飞涨的根源就是男多女少。他说，性别失衡对婚姻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结婚成本急剧上升。 　　“婚姻也是个市场，条件差的男方家庭意味着在婚姻市场处于劣势，议价能力较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说，“为了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中获胜，只能提高彩礼的数额。” 　　河南的一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