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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 　　[摘 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长征”胜利完成。如何看待“长征”精神，继承传统、发扬品质、与时俱进，是当今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对当今军校学员综合素质提高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长征精神 内涵 时代价值 　　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毛泽东诗情豪迈，以“红军不怕远征难”这首七律将长征的壮阔场景永载史册。诗人以腾挪跌宕的运笔，记录二万五千里的“求生故事”，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革命精神”――“忠诚理想、坚定信念，不惧艰难、不怕牺牲，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民主团结、顾全大局，心系群众、依靠群众”。 　　一、“长征精神”的历史形成 　　“长征精神”的形成绝非偶然。它是广大红军官兵艰苦卓绝斗争中磨砺而成的。如果说红军长征是震惊寰宇的壮举，那么，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浴血奋战、突破湘江，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关键的一仗。湘江战役后，当地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足以证明该战役之惨烈与悲壮。虽然湘江之战红军遭受重创，但敌军仍无法阻挡红军一往无前的步伐。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与优势之敌血战五昼夜，终于突破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渡过了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的企图。对此，蒋介石无奈叹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湘江一战，中央红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悲壮的湘江突围，使党和红军深切感受到“左”倾错误的危害。在经历苦难、遭受挫折、陷入绝境之时，越来越多的红军将士真切地呼唤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这为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创造了条件。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屡屡绝处逢生，在挫折中奋起，从苦难走向辉煌，其重要的原因是能够及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敢于坚持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长征精神”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革命环境之下被生生不息地激发出来，渗透在无数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红军的精神气质中。 　　“长征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传统文化在革命斗争年代的精神升华。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他们时时处处铭记国家民族的大义，牢记劳苦群众的疾苦和诉求。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肩负起历史责任，率先高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并把这种深厚凝重的民族大义转化为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英勇行动。这种为民族大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民族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正是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百折不挠、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现。 　　在长征途中，尤其是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深刻洞察中国革命实际，提出一系列极富创见的重要思想，为“长征精神”得以形成提供了科学指南。红军长征初期接连受挫的惨痛教训，警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持正确路线，基于中国国情和红军战略转移的实际，创造性地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每一个战略方向的改变，每一项战略任务的确定，每一种战略战术的实施，每一次战役战斗胜利的取得，都是我们党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硕果，使党和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 　　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记录了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的数字：在中央红军历时1年的长征中，进行了300多次战斗，几乎每天一次遭遇战；平均每天行军35公里以上，翻越了18座山脉，渡过了24条河流；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击败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了雪山、草地等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正是在这种千锤百炼的革命实践中，极大地提升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理想境界、意志品质、战斗作风、团结精神、纪律观念，进而凝聚成为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即坚信北上抗日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能够胜利。正如张闻天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地表现出了她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也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