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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下的农村文化扶贫工作(共8348字) 自1993年12月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扶贫委员会以来,农村文化扶贫工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1],即市场经济(城市社会的经济属性)所决定的现代城市文化,于是随着农村文化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展开,便发现在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熏陶下的农民所遵循的求稳守成的生产方式、贫穷落后的生活方式、小农经济下的依附人格等,已成为农村文化扶贫工作深入的障碍。因此,今后应把文化扶贫工作置入中国城市化发展背景之下,注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习俗等深层次的文化扶贫,注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因子,寻求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化的契合点,城乡联动实现农村贫困地区的文化变迁,使文化扶贫工作真正引领和助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为此,本文拟从城市化视角出发,探讨农村文化扶贫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的路径。 一、新经济,新文化:注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因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经济成就,实际上是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城市化建设中取得的。客观而言,由于文化变迁的滞后性,中国城市文化(或言都市文化)的建构即使在中国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都市如上海、北京等地也并没有充分完成。这种文化滞后现象在农村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表现得更为典型。 正如近代中国求富求强的道路一样,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同样经历了从“制度扶贫”到“文化扶贫”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扶贫工作主要集中在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投入和制度帮扶上。进入90年代以后,政府认识到仅靠“输血”救济很难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因此,转向“造血”开发促进贫困地区形成新的“造血”机制作为扶贫工作的新策略。然而,“上项目,办企业”这些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并不适应的经济因子,非但没有从根本上完成农村经济工作的转型,反而造成了大量扶贫资金的浪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打破生态平衡、毁坏自然环境的恶果。有鉴于此,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源于自然资源的贫瘠,但更多地源于世代因袭的文化贫困。“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2]于是,“文化扶贫”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迅速得到各方的认同。 早期的文化扶贫工作多集中在“送知识、送技术”等狭义的“文化即知识”层面,对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习俗等更广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却少有涉及。实际上,“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3]。这种文化环境所要求的,绝不仅仅是“订阅报刊”“识别农药”这种知识层面的变革。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取代一种旧的经济形态,必然要求与新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态跟进。笔者认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变革应从3个维度展开。 1.求新求变,向农耕文化下求稳守成的生产方式说不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小农经济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力不虚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孕育出“求稳守成”的农业文化心态。此种文化的浸润固然使得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续,但同时也造就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及小农经济下的生存局限。换言之,这种求稳守成的农业文化固然让每个家庭有了安身立命之本,但却使人们极易满足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现状,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动力,从而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首先,求稳守成的思维限制了对土地更好地开发利用。“在中国人眼里,土地似乎只有一个利用方法,就是锄耕种植;土地似乎只有一种价值,就是农业价值;经济似乎只有一种形式,就是小农经济。”[4]577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迷恋“土里刨食”的生产方式。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介绍,即使到了最贫瘠、最不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西伯利亚,中国人也要撒些种子,看能否从地里长出谷物来。笔者目睹赌城拉斯维加斯的繁华时,不仅想到两个民族对待土地的态度是如此的迥异。“LasVe-gas”源自西班牙语,意思为“肥沃的青草地”,因为拉斯维加斯是周围荒凉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带唯一有泉水的绿洲。如果在中国,这种“沙漠绿洲”一定会成为重要的生产基地,但深受海洋文化及市场经济熏陶的美国人却懂得再好的沙漠绿洲也是“沙漠绿洲”,因此,思路一转,贫瘠的土地虽然没能生长出诱人的庄稼,却通过发展“娱乐业”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之一。改变这种“沙漠也要变绿洲”的思维局限,形成更为立体丰富的生产体系,必将为中国的贫困地区迎来春天。其次,求稳守成的农耕文明导致创新思维、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的极度匮乏。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生产节奏和四时变迁的自然节奏息息相通。只需顺应天时,遵循农作物生产规律,在“天公作美”“政治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