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及其对当代医学伦理的挑战据新华社哈尔滨电大纲.docVIP

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及其对当代医学伦理的挑战据新华社哈尔滨电（高淑华徐宜军）我国专家昨天在哈尔滨首次向世人披露了当年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冻伤实验的最新实证，其中有20余张照片再现了当时冻伤实验的极其残忍的情景。　　此次披露的冻伤实验罪证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研究所（简称731研究所）所长金成民2001年12月在日本横滨市立大学讲学期间于东京一家图书资料馆内发现的。共有文字10余万字、照片20余幅、图表100份，是日军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冬季卫生研究班于1941年3月完成的人体实验研究结果，详尽描述了人体冻伤实验的完整过程。被作为大冻伤实验的受害者是8名中国男性，年龄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5岁。　　资料显示，1941年2月6日6时30分到9时30分，年仅15岁的下关（专家说此名可能是日军为保密而用的）在零下24至27摄氏度的低温、风速大概为每秒5米的情况下，左手光手，右手戴防寒手套一只，左脚穿防寒鞋和湿袜子，右脚穿防寒鞋和绵袜子，并被强加了切伤，然后贴上福尔马林的湿布，由吉村大尉负责观察：刚过三四分钟，下关光着的左手就开始“疼痛”，人“过于狂暴”；10分钟时，“所有指尖、拇指球部、小指球部呈蜡白色，不能活动、僵硬无知觉”；30分钟时，人则“为嚎泣状”，戴手套的右手也开始发红肿胀。1个半小时之后，两手的冻伤程度越来越深，两只脚开始“不能活动、僵硬、无知觉”。2个小时后，左手的“蜡白色部分越来越硬”，右手“不能活动，无知觉”，左脚“脚背发红，拇指、小指蜡白色越来越分明”……2个多小时后，下关被搬进帐篷进行摩擦，观察其恢复情况。　　资料上称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严寒期间在内蒙古草原作战时必要的卫生服务需要。　　由于这些实验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侵华日军败退时大肆销毁罪证，使得查找人体实验的罪证十分艰难。这次公开的资料，对日本政府至今否认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是一次有力批驳。 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反映了近代医学中黑暗与邪恶的一面，而战后对纳粹医生的纽伦堡审判则标志着正义的伸张。以知情同意为核心的《纽伦堡法典》不仅奠基了当代医学伦理学，至今仍对医学研究和实践的伦理起着规范和指导作用。不幸的是，在东方也存在与纳粹医生行径绝似的暴行：主要为了发展细菌武器，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二战结束期间，日本医生和研究人员在日军占领区，特别是在中国，进行的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像纳粹医生的暴行一样，日本医生所进行的实验也是以国家利益、科学与医学的名义对人进行蓄意的杀戮、折磨与伤害。然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政治与历史原因，包括美国政府的刻意包庇、日本政府的百般抵赖和中国政府的相对沉默和不作为，日本医生的暴行远没有像纳粹医生的行径那般为世人所知。长期以来，国际（包括中国和日本的）医学伦理学界一直忽视了日本医生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及其伦理挑战。本章[文]旨在对日本医生战时在东亚地区（主要在中国）所进行的人体实验及其战后的被抵赖被掩盖被忽略被遗忘作一简单综述，并特别探讨这段令人心悸的历史所引出的伦理问题。 二、被遗忘的医学暴行 尽管其领土面积不大，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二战期间已成了一个世界强国。日本打着建立“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先后入侵并占领了中国、菲律宾和其它几个东亚国家的领土，并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了一个国际法西斯同盟。尽管日本是明确禁止生物及化学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但日本军队却于1932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和其它地区制订了大规模的生物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部署在哈尔滨附近的平房的731部队、长春的100部队、北京的1855部队、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广州和香港的“波”字8604部队、海拉尔的2646部队（也称80部队），以及新加坡的9420部队。 打着“防疫给水”的幌子，这些由日军所实施的计划实际上是一座座“死亡工厂”，日本医生在此进行了大量人体活体解剖与其它野蛮人体实验。日军生物战的主要头目石井四郎（Ishii Shiro）是细菌学专家，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部队长，二战末为日军的军医中将。石井将细菌武器制造中的人体实验称之为“机密中的机密”。 日本医生谋杀性的人体实验主要包括： ·对健康人（包括未成年人和孕妇）的活体解剖，作为新近应召入武军医的医学训练的一部分，或提供医学标本之用； ·通过给健康人注射、吸入病菌，或强迫、诱使其吃下掺有某种细菌的食物或喝下掺有病菌的水等方式让他们感染上诸如鼠疫、炭蛆热、霍乱和伤寒之类的疾病； ·对这些受感染的人进行活体解剖和尸体解剖，以此来研究各种传染病的自然发展过程； ·冷冻实验，迫使人长时间忍受零度或零度以下低温环境，解冻之后研究人体对低温的生理与病理反应，来试验各种防冻方法与技术； ·强行将活人置于含有传染性病菌的炸弹的爆炸现场，以测试生物炸弹及其它武器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