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译带改”的翻译不可提倡,尽管它成就了莫言.docVIP

“连译带改”的翻译不可提倡，尽管它成就了莫言 李景端 （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0月21日） 著名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近年向美英读者翻译介绍了多部中国小说，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做出了显著贡献，并获得多种奖项，由此受到了中国文坛许多人的称赞。特别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为莫言作品英译的葛浩文式翻译，更备受众人高度赞赏，还有人把它视为莫言所以能获奖的关键因素。对于葛浩文先生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无疑值得肯定与尊敬。 所谓葛浩文式翻译，用简洁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说翻译可以“连译带改”。前一阵上海有篇文章，就以《文学翻译“忠于原著”成为“走出去”绊脚石》为题，认为翻译不能太忠实原著，必须按照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连译带改。还举出莫言作品外文本为例，说“葛浩文不仅没有逐字逐句翻译，离‘忠实原文’的准则也相去甚远。他的翻译‘连译带改’，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引自中国翻译网) 葛浩文的翻译观，时下在我国译界和媒体颇受青睐。如有些译者认为，当今的翻译，重在传播文化信息，不应拘泥文字的转换。有的报纸以《抠字眼的翻译理念该更新了》为题，声称“莫言热带给翻译界的启示，应该是，好的翻译可连译带改。”还有文章直接以《想当莫言，先得巴结翻译》为标题。上述这些，无非都是赞许“连译带改”。更有教授声称：“应将文学翻译从词语对应中解救出来”。竟然要求把讲究词语对应的忠实翻译原则，予以“解救”，这表明对“连译带改”的推崇，已经热衷到了何等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葛浩文式翻译，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念。莫言获奖的翻译成功，更使得“连译带改”，几乎被放大为解决当今翻译瓶颈的“灵丹妙药”。尽管这只是译界部分人的见解，不过，对葛浩文式翻译，以及由“连译带改”所引发的争议，确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葛浩文式翻译，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市场化的一个产物。他强调要适应译入语读者的口味，认为“翻译是原文的补充而非替代”，主张翻译可以“重写”，并借用意大利谚语，提出“翻译即背叛”的见解。葛浩文式翻译，在市场上确实不乏成功的实例，以至被译界有些人视为翻译理论的重大突破。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市场有需要，就有存在的价值。葛浩文式翻译，是葛浩文对翻译的一种诠释，他的翻译实践，自然应该受到尊重。但我又认为，对它必须理性看待。不要只看到现象而把它极力抬高，更不能笼统将它当为翻译通用的法则。“连译带改”，绝不是推动“走出去”和振兴翻译的“灵丹妙药”。 首先，要深入探究妨碍“走出去”的根本原因。现在许多人都怪罪在翻译头上。依我看，高端翻译的缺失，固然是个瓶颈，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源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还嫌薄弱。多少年来，以英美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坛占据着主导地位。文化霸权主义使得欧美文学，在世界上获得强势的话语权，以至他们的作品，无论文字的内容和风格，或是复制、翻译的手法有什么变化，其市场的认同度，肯定要比非西方作品高出很多。強势的话语权，增强了作品的权威性，也势必剝夺了翻译中改动原著的随意性。试以西方名著《尤利西斯》为例。尽管原著文字那么晦涩怪诞，而现有几十种译本的译者，都没有人会按本国读者的喜好去试图改动原著。 由此可见，话语权居劣势的作品，即使翻译得再巧妙，也未必会在今日世界市场获得应有的反响。改革开放以前，西方人提起中国作家，大多只知道林语堂。多年来，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坛几乎没有话语权。近些年，中国文学“走出去”步伐得以加快，首先是得益于中国国力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使中国作品在世界文坛的话语权提升了，外国人更加关注中国，才会对中国作品提高兴趣。翻译质量对于“走出去”当然十分重要，但不宜夸大翻译因素的作用，更不能将“连译带改”这种葛浩文式翻译，捧为解决“走出去”瓶颈的“灵丹妙药”。翻译中出现“连译带改”，并非翻译学中必然的逻辑规律，只不过是为话语权薄弱的作品，寻找便于推销的一种手法。德国汉学家顾彬，虽然表示葛浩文的翻译方式非常巧妙，但也认为他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了译本畅销书，而不是严肃的文学翻译”。 其次，宣扬“连译带改”的翻译，是对中国文化缺乏自信的表现。倡导中国文学“走出去”，当然不是为了多卖几本书，而是要传播中国文化，更好地展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进入新世纪，随着消费主义、声色文化和娱乐至上等思潮的流行，以适应大众化面目出现的霸权文化审美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向文学领域渗透，以至浸淫和冲击着其他国家文学的民族特质。仿佛别人写的都不合口味，我看不惯，就得按我的审美标准改写。倘若把中国作品，都“连译带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