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对行贿行为惩处力度的对策研究.docVIP

加大对行贿行为惩处力度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一些领域行贿行为呈愈演愈烈之势，社会各界对行贿行为危害性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深刻，对行贿行为的查处越来越关注，对如何加大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力度则存在不同意见。加强对处罚行贿行为的法律制度建设，对于进一步明确社会行为规范和执纪执法界限、严肃打击行贿行为、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行处罚行贿行为的主要法律制度依据 当前执纪执法实践中，根据行贿行为的性质、情节，分别适用不同方式予以处罚，其法律制度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通报曝光类。党内一系列法规制度分别对干部选拔任用中的行贿行为等作出了通报曝光规定。如《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坚决防止和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的通知》(中组发[2001]9号)中规定：“要加强警示教育，对查处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及拉票、搞贿选等典型案件，要在适当范围内通报，有的可在新闻媒体曝光”。 2.停职免职类。《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中组发〔2008〕12号)、《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中组发[2010]21号)等文件中都规定，对行贿买官的，一律先予停职或者免职，再依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3.纪律处分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对行贿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党纪处分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三条对有行贿等违反廉政纪律行为的，明确规定了政纪处分种类。 4.记录与公布、查询及资格限制类。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要求，建立和完善商业贿赂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把是否存在行贿行为作为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重要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了《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公司法》规定对公司特定身份人员因贿赂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药品管理法》规定对行贿情节严重的，吊销有关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药品生产许可证;一些地方规定对进入地方“行贿人档案库”的，在被查处后一定时间内不允许参加土地出让、政府采购、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等。 5.经济处罚类。《反不正当竞争法》、《执业医师法》、《招标投标法》、《药品管理法》等多部法律分别对市场主体行贿行为作出了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经济处罚规定。 6.刑事处罚类。《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对惩处行贿犯罪作出了规定，相关刑事立法还在不断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二、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各方面政策法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权力寻租的空间仍然较大，滋生腐败的土壤仍然存在，行贿行为在一些地方呈现出数量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形式越来越隐蔽、涉及领域越来越广、行贿主体和行贿动机日益多元的趋势。适应经济发展和惩治腐败的需要，我国打击行贿行为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与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制度文化缺失，党内相关法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不足，司法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有的条文已经滞后于实践需要，有的配套制度不够完善，有的处罚偏轻、范围过窄、追责手段单一等。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一些国家、地区较为成熟的反腐败刑事立法相比，我国打击行贿犯罪刑事立法仍然存在立法技术较为粗糙、贿赂形态缺位等问题。具体包括： 1.法治意识与人治惯性交锋激烈，“行贿助推发展”的错误认识有一定市场; 2.对公款行贿行为缺乏针对性和威慑力强的处罚规定; 3.对以非物质性利益为贿赂内容的行贿行为的打击缺乏法律依据; 4.对实际给予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列入了打击范围，但对许诺及提议给予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未列入打击范围; 5.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规定为行贿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其内涵和外延的认定存在较大分歧，影响对行贿行为的认定处理; 6.附加刑中关于罚金刑、没收财产刑、资格罚、资质罚等相关规定不完善，导致行贿成本低，不利于消减行贿动机; 7.对行贿人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减免处罚规定缺乏必要限制，司法实践中存在过度适用的情况;同时，未建立针对在侦查或起诉中提供实质性配合的行贿人的制度保障; 8.对不同主体行贿行为的刑罚配置差异较大，实践中诱发了一系列问题; 9.有关方面特别是法学界要求对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同罚，但执纪执法机关基于办案现实，对此持不同意见。 三、对策建议 有效遏制行贿行为，是纯洁党的队伍、建设廉洁政府、促进市场经济、维护公平正义的迫切要求。应及时总结国内实践经验，合理借鉴国外制度成果，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