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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中国农村信用社及其改革 提纲 解放前的农信社 大跃进前的农信社 大跃进中的农信社 文革中的农信社 改革开放中的农信社 农村信用社改革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及成因分析 一、解放前的农信社 薛仙舟先生是最早在我国介绍合作金融理论的理论家与实践家。 1919年10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我国首家合作金融组织——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 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宗旨 补助小本经营 提倡合作主义 鼓励储蓄和解放平民经济 于树德先生于1923年6月，在河北香河县利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赈灾款，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信用社。 奉行“救灾不如防灾，防灾之要义在于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的思想。 国民党统治时期 国民党比较重视合作金融。 中国农民银行及中央合作金库 革命根据地 反对高利贷的斗争 扶助生产，发展农村经济 解放前的农信社评述 国际合作制原则的贯彻 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 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 对三农的影响 二、大跃进前的农信社 性质 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 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对“三农”的影响 《农村信用合作社示范章程（1951）》 是农村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和帮助下，根据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资金互助组织 信用社与国家的关系 领导和监督 在国家银行的指导和支持下独立经营业务 信用社的任务 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改善物质生活 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发展农副业生产 消灭农村高利贷剥削 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 1955年成立的中国农业银行指导农信社的业务。 人民公社的建立，农信社归人民公社管理 农信社在代表中央权力的国有银行及代表地方权力的县、乡两级政府之间徘徊 到57年底，农信社拥有的社员股金和各项存款25.7亿，相当于国家同期农贷指标的68%。 三、大跃进中的农信社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 政贸易体制管理的决定》 “两放、三统、一包”是当时的管理方法 “两放”既将财政、银行、粮食和商业部门设在农村的基层机构的人员和资金，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 “三统”是指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 “一包”是指包财政任务的完成 国务院《关于人民公社信用部工作中几个问题和国营企业流动资金问题的规定》中第八条规定： “人民公社的信用部既是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又是人民银行在当地的营业所，为了便于工作，信用部可以同时挂两块牌子。” 农信社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 1958年人民银行农村营业所与农信社并入人民公社信用部 1959年人民银行农村营业所从人民公社手中收回，信用社从人民公社信用部分出来，下放给生产大队 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资金被社队或社队干部占用，无力向社员发放贷款 信用分部的职工被长期抽调去搞其他工作，不少地方出现无人办理贷款和吸收存款，甚至存款户提不到款的现象 财务制度混乱，账目不清 1962年与1958年比较，信用社存款由40亿下降到28亿，贷款由25亿下降到15亿，农村高利贷死灰复燃 1964年，邓子恢副总理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方法的报告》中认定，“……对月息在1分5厘以上的私人借贷，无论借款多少，时间长短，债主成分如何，都属于非法的剥削行为，都应该予以取缔。……。” 1962年《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农信社“组织独立” 业务上接受人民银行的指导，资金和人员由1963年重新成立的农业银行的县支行统一管理。 制度上对农信社实行“三清”，既清账目、清物质、清贷款。 四、文革中的农信社 阎庄经验 1969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天津召开了18个省、市县参加的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决定在全国全面推广“阎庄经验”——一个由贫下中农管理的信用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 由谁作主的问题被抽象演变成了由哪个阶级作主的问题 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发展速度快的经济问题，而是谁掌权的“政治”问题 农信社与其他金融机构及政府机构的关系 完全实行“四管”的地区，把信用社的人权、财权、资金使用权等都交给了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 大多数的地区是将人权、财权通过由县委、县革委会领导下的公社党委报批和审查。信用社的存放款利率和政策则执行县人民银行的统一规定。 实际上信用社已经基本完全由人民公社做主 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信用社职工贪污、盗窃、挪用公款的占到职工总数的20%—30%。帐务错乱、资金被公社抽调、挪用、垫付各项行政开支和生活费用开支，有的信用社的库存现金全部被挪用。 农信社对“三农”的影响 高利贷盛行。有的地方的高利贷的利率已经达到了4分、5分、10分、20分甚至30分 没有合法而又有效的金融机构的覆盖，非法的融资渠道就要占领市场 改革开放中的农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