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眼中的野蛮社会综述.docxVIP

凡勃伦眼中的野蛮社会自从《国富论》于1776年发表以来，已经过去了125年，在这个期间的情况是，好像世上的一切方面（它的辉煌摧灿或卑鄙龌龊、天真朴素或心惊叵测以及技术上的伟大成就，或是有时会表现出来的在社会准则上的不够明智）都已被一些大经济学家考虑得周详无遗，使后来者再无用武之地。但是，这种对世界的多方面考虑与不同方式的阐述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以欧洲为限的。因此，其所说的一切社会演变情况，仍局限于旧世界，并多少都拘泥于一些传统形式。要晓得，一个理发师的学徒迪克·阿克赖特，由于多轴纺织机而发财致富，会使他蜕化为理查德爵士这一现象，不是没有重大意义的；英国的绅士派头占传统优势是个其兆不祥的现象，由于暴发户大举闯人高贵血统和高贵风度这一领域，才使这一现象得以逐渐消除。诚然，这类暴发户是具有一连串中产阶级意识的，甚至一连串反贵族情绪的，但是也有一种潜在感觉，认为社会上还有更高的阶层，不单是凭财富所能达到的。在言谈和风度上，有无数喜剧性事件足以证明，拥有百万资财和昌盛事业的新发迹贵族，跟与之隔邻相望的、世袭的但是已经陷入贫困的贵族，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欧洲成功的理财者也许富将王侯，但是当他意识到，要上升到社会的上层，这不过是手段之一，而且决不是个有决定性的手段。所有这些，在美国是大不相同的。这个国家是由深切反对在门第上分等级的那些人建立起来的，不仅如此，独立生活和个人成就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在美国，证明一个人的好坏的就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成就是无须由一个系家谱来证实的。因此，新英格兰的血汗工厂与古老英国阴郁的工厂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但是看一看它们各自的老板的态度和作风，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比较少了。在欧洲的资本家，还不免要残留着一些过去封建时代的影子，在美国的求利者则不妨在日头下取暖，他在追逐权利或享受其财富时毫无顾忌。在激动的19世纪末叶，在美国，要获得社会重视的进身之阶是金钱，在获得相当财富成为一个富翁之后，他进入上流社会之门时，就无须再有什么签证或核准手续。因此，在这一新世界中求财致富的征逐，其方式比较粗鲁，不那么温文尔雅。所下的赌注比较大，成功的机会也比较多。因此，在竞赛中表现出来的公正风格也稍微差些。例如，在18世纪60年代，有个经营运输业务的杰出的天才叫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发现他自己的合伙人在从中捣乱——这是常有的事。他给他们一封信：先生们：你们在破坏我的事业，我不去告状，因为通过起诉拖的时间太长，现在通知你们，我对你们也将使用同样手段。你们的忠诚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说到做到。他说，“我管什么法律不法律，难道我没有权这样做吗？”又如J．皮尔庞特·摩根（J．皮尔庞特·摩根（J．Pierpont Morgan，1837—1913），美国财政家。——译者）所吐露的也是同样情绪，不过在形式上稍微文雅些。有一次，他的合伙人贾奇·加里通过律师给了他一个警告，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他咆哮如雷，“呵，我不懂为什么要请个律师来告诉我哪些是我不能做的。我雇用律师的目的只是为了要他告诉我，我要做的事怎样去做”。美国人在商战中跟他们的欧洲同时代人相比所以青出于蓝，不只是由于忽视法律手续，还由于他们在竞赛中使用的不是斯斯文文的那一套，而是好勇斗狠。足以说明这一情况时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从奥尔巴尼到萨斯奎哈纳一条铁路控制权的争夺。这条路的一个重要环节分别掌握在吉姆·菲斯克和贵族似的摩根手里。摩根掌握着一条线的这一终点站，而那一终点站则是菲斯克的据点。解决争端的办法是，各自在路轨的终点站上安放一个火车头，就像庞大的玩具一样，彼此对撞着开。结果即使失败的一方也没有认输，只是尽最大的努力离开现场，离开时拆毁了轨道和高架桥。在这场工业称霸的混战中，谁也没有讨饶，谁有没有作出任何让步。当美李石油公司集团消灭它的一个特别顽固的竞争者时，甚至炸药也有它的用处，至于不那么凶暴的绑架手段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设计新颖，而不是由于道德沦丧。1881年，一场特大的暴风雪把纽约的电报线路刮断，当时金融市场上一个手段凶狠的权威杰伊·古尔德，不得不派专人把他的交易通知单去送给经纪人，他的敌手知有机可乘，就绑架了这个使者，用另一个容貌相似的人来代替，从而使古尔德在几个星期之间，觉得对手对他的意图好像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弄得他莫名其妙。不用说，既然这些人在同道之间使用手段既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是不会以尊敬态度对待公众的。他们以对投资者进行欺诈和勒索为理所当然之事，他们把证券市场看作富人私有的赌场，由公众下赌注，由金融界的权要人物来设谋定计。至于在这样的安排下，下了赌注以后，一般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公众所关怀的，这时假使没有这些权要人物从中推波助澜，诱使公众入其毅中，则公众的处境就要好得多。宴注意到，公众对“意志”是会引起反应的。当古尔德或洛克菲勒将收买铁路或铜矿或铁矿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