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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理论——李伟：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路 李伟：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路 2014年04月22日07:17 来源：人民日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近年来，习近平同志两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这些重要论述既表明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 智库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库又称“思想库”，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专业机构，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国家，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进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经济秩序持续发生重大变化，各国面临形势和环境的复杂性不断增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以个体形式为主的谋士、幕僚的能力已远远不能适应决策者应对挑战的需要，迫切需要团队形式的智库为决策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咨询和政策方案。各类智库由此得到快速发展，决策咨询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策影响力日益扩大，决策层与智库的关系愈加紧密。智库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有关机构统计，到2013年全球各类比较活跃的智库已达6826家。美国在二战前只有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等20多家智库，到2013年智库的数量已增至1828家，形成了与其社会治理体制相适应、较为完善的决策咨询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以专业、客观、独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张，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关政策进行论证、评估。由于社会治理体制、文化传统、发展阶段等原因，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多以政府体制外的社会性智库为主；而在东亚地区，一些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在上世纪后期主动建立大量智库，形成了以“官办”智库为主的东亚特色。无论智库的属性如何，它们都在当代国家的发展和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国家政府或政党提出政纲和各类法案、议案，通常会与智库进行深入讨论和反复论证，有时直接采用智库的建议方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在里根执政期间完成了《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报告中的主要观点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美国兰德公司对苏联第一颗卫星发射时间、越战撤军、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德国统一等国际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和战略研判，奠定了其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地位，为其赢得了世界著名智库的声誉。可以说，二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每一项重大战略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智库的影子。另外，西方国家的议员们在立法机构就各类公共政策发言或辩论，背后往往是不同智库主张之间的交锋。日本综合研究所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指导日本顺利度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以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为代表的数十家官办智库，为韩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出谋划策，作出了社会公认的贡献。不难看出，智库的质量与水平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综合来讲，现代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资政辅政。以思想库和参谋助手的角色，为决策者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议方案以影响决策，并对有关行动方案和实施效果作出论证、评估，为政策实施向社会作出必要的说明和引导。二是启迪民智。通过深入广泛的调研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以专家学者的角色撰写文章、出版论著、发表评论、开展研讨，对社会公众进行政策传播和普及。三是平衡分歧。在利益群体和诉求多元化的环境下，智库借助其客观、公正的立场提出政策观点，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交流平台。四是聚贤荐才。西方国家的智库充分发挥人才“旋转门”作用。政府经常在智库的研究人员中选拔高级官员，而离任的政府高级官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工作，继续发挥专长和影响力。官员在政府和智库之间的角色转换，进一步密切了政府与智库的联系，强化了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建设高质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要求 在我国革命和建设前期，我们党就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和调查研究工作，但尚未形成较为专业、完整的团队形式的智库。上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等政策理论咨询研究机构。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统计，目前我国比较活跃的各类智库有200多家（不包括高校智库），初步形成了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和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格局。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各类智库认真履行职责，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政策价值和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