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岁的单车》的主题思考.docVIP

论《十七岁的单车》的主题思考 由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又名《北京单车》),在2001年获得第51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演员李滨和崔林获得了最佳新演员奖。然而该片虽然拍摄于2000年4月,但当年电影局以主题过于晦涩为由并未通过该片的审查,导致影片虽在欧洲、美洲、中东等十多个国家公映,在巴黎甚至创下了八万张的票房之后,依然迟迟无法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电影院中放映,直到2004年该片被象征性地剪辑了八个镜头,将片名改为《自行车》后得以获准在大陆地区的影院进行公开放映,《自行车》也成为了国家电影局政策改革后第一部解禁的地下电影。因此，研究《十七岁的单车》的主题思考对于风格了解中国新浪潮电影具有重要意义。 理想与现实,总是令人遗憾地存在着太大的差距。平等,可以是崇高的理想,可以是呐喊的口号；而现实的不平等,却好像是私有制产生以后社会的原罪,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它好像挥之不去。人生而相异,所以人生而不平等。于是《十七岁的单车》中小烟纸店的店主反复劝小贵尽量别让城里人看出自己是外地人；而小保姆红琴也总是偷穿着主人家的衣服鞋子,抹着主人家的化妆品招摇过市。人生而不平等,这就是每个青春期年轻人初入成人社会时的原始状态。地域、家世、学历……甚至性别和年龄,所有这些我们所背负的历史,都会幻化成一个个符号标注在我们踏入成人世界的第一个脚印上,并且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未来的成长走向。青春期的少年需要成长,不平等,也许就是成人社会教他的第一课。 一、弱势人群自主的卑下意识 在《十七岁的单车》里，我们看不到对都市繁华景象的展现,故事的主人公或身在城市中,心却苦苦挣扎于城市边缘。无论身在何处,他们都自觉地将自我与都市主流人群区别对待,异地而处,他们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与他们是不同的,与他们的高高在上相比,自己是卑下的。“城里人”,对于《十七岁的单车》中的小贵和一直像大哥那样照顾小贵的那家小烟纸店店主而言,是用来仰视和偷窥的对象。也许小贵对这样的仰视和偷窥,最初并没有自主的卑下意识,可小烟纸店店主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强调他们(城里人)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对他们存有非份的念想,也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出你是乡下人。在小贵刚刚领到山地车回到小店吃饭时,店主带他一边吃一边从墙缝里偷窥大楼落地窗里化了浓妆,不停地换衣服的女人。他告诉小贵,这个女人就是城里人,“住这么大的房子还不知足,一天到晚的也没个笑脸”。可他不知道就是这个被他认为因为不知足而不快乐的城里女人,恰恰不过是同他和小贵一样,在城里艰难地谋着生计的小保姆。周迅扮演的这个小保姆红琴,总是趁主人不在偷用主人的化妆品,偷穿主人的衣服和鞋子。虽然真正的城里人,的确经常因为不知足,而总是无法快乐起来,但红琴一直不笑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城里人,这些缤纷的化妆品、漂亮的衣服鞋子都不真正属于她而己。 小烟纸店店主自己沉溺在对红琴这一欲望对象的偷窥和幻想中,而每当他发现小贵也和自己一样着迷于红琴这个“城里女人”时,他却总是反复规劝小贵“你可别瞎想啊!咱儿没那个命!”,然后一把把小贵从墙缝边拉回。不过是一层漂亮的外包装,就骗倒了他们,让他们把自己设定在了一个更卑下的层次,自觉地把和红琴交往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扼杀于萌芽的幻念。直到有一天红琴偷穿主人衣鞋、偷卖主人衣服的事情,被当着店主和小贵的面揭穿后,店主才用家乡方言愤愤地说了一句:“我要早知道她也是个农村来的,我……”。华丽包装的泡沫幻灭后,店主才意识到自己与红琴这个漂亮的假城里女人本来相同,没有差异。可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店主才`能意识到红琴和真正的城里女人,其实也是平等无异的呢?也许他永远不会这么认为。 二、人为强化不同阶层间的隔阂 在王小帅的电影作品中,我们发现当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们纷纷自觉地低头的同时,那些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人群往往能从对方的言行中获得某种接近“自我实现”的快感,这种充满优越的快感则驱使着他们更加刻意地去强化不同阶层的差别观念,更加刻意地去营造不同阶层间的隔阂感。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本来不同。《十七岁的单车》中小贵因为丢了自行车而没有把快递按时送到,被公司经理开除,可看在小贵执着坚持的份上,经理同意如果他能找回自行车,就让他回来上班,于是镜头中小贵孤寂的身影整日整夜地徘徊在停车场边,想要找回自己的车子,可下一个镜头接的却是工地上,几个年轻人在用各自的山地自行车,玩着极限运动的场景,而其中有一辆车格外显眼,因为它看上去跟小贵的车一模一样,可这辆车上的年轻人,却好像生活在一个与小贵完全不同的、无忧无虑的世界里,嘴里不停发出又成功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后的兴奋叫声……他的生活看起来的确不错,漂亮的山地车,回家路上还有一个美丽的女生在等他,女生还对他的车表示了赞赏,骑在回家的河滨路上,这个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双手脱把,外套搭在肩上,伸出手,接着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