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变法看今天企制度改革.docxVIP

从古代变法看今天企业制度改革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了十几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其中秦国商鞅变法以及北宋王安石变法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两次变法运动。两次变法结局不同，商鞅变法比较成功，他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将一个孱弱的西陲小国打造成为让中原诸侯谈秦色变的虎狼之邦，并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基础；王安石变法因为受到朝中守旧大臣以及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对比古代变法运动与今天的企业制度改革，尽管改革对象不同，采取的改革措施相去甚远，但它们实施改革的背景、改革过程中遭遇的重重困难以及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原因，都与今天的企业内部管理变革有着惊人的相似。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古代变法运动，只为今天的企业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引，帮助企业扫清改革障碍，提高改革成功机率。一、变法背景——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君主发愤图强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王室的命运被掌控在奴隶贵族手里。从公元前442年到公元前361年，秦国先后更换了8位君主，交替如此频繁，主要原因便是秦国国君的更替被奴隶贵族操纵。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因此秦国王室与奴隶贵族之间矛盾尖锐，已经成了危及国家命运的内忧。在外患方面，秦国自穆公之后就由盛转衰，东部屏障河西之地被魏国抢占，整个国家处于强魏的直接威胁之下。多年来魏国灭秦之心不死，多次对秦进行攻伐，弱小的秦国随时都有被兼并的危险。其时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诸侯争霸，秦国因为深陷内忧外患，被东方六国轻视，视之为夷狄之邦，连诸侯会盟都不邀请参加。新即位的秦孝公深以为耻，曾在招贤布告中悲愤地说“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为彻底改变秦国的危弱局面，与东方六国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秦孝公招贤纳士，下定决心要变法图强。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正面临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局面。北宋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官多职，导致政府机构重叠臃肿，官吏因循苟且，相互牵制，效率低下，形成冗官。为了防范军阀割据，农民起义，同时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代不断扩充军队的数量，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军费开支几乎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十之八九，造成冗兵。冗官、冗兵使得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北宋政府还要给西夏和辽“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形成冗费。同时由于耕者无其田，农民负担沉重，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在外患方面，北宋有意削弱武将的兵权，实行“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军事制度，使得军队指挥效率和战斗力都在下降。同时为稳定社会秩序，北宋政府经常在荒年招募流民当兵，因此北宋军队人数虽众战斗力却不如北方少数民族，在对辽和西夏的作战中屡次战败，形成积弱局面。国家的内外交困迫使在位的宋神宗下决心要变法自强，以挽救国家于危乱之中。改革本身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它说明改革对象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必需通过内外运行机制的重新设计来改变它的命运走向。因此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在危难关头君主被迫采取的自救行动，并非自愿为之。对于企业而言，企业的制度改革往往也是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进行的：在外部，行业市场竞争加剧，企业销售困难，并且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在内部，员工消积殆工，不能发挥应有的能力水平，再也没有创业时的工作激情和市场拼搏精神，并且优秀人才随时都有携带公司客户资源或技术资料跳槽的危险。因此如不决心改变企业系统运行机制，企业下滑趋势将不发不可收拾。先不论改革的成与败，能够有勇气实施变革的君主或企业家，至少他具备了忧患意识，并且在内心里希望做一个有为之主，如果连改革的勇气都没有，或根本意识不到危机的来临，那么作为君王他是一个昏君庸主，作为企业家他是一个败家之子，因为市场给到企业的调节时间少得多，完全可以在一两年时间内终结一家曾经还风光无限的企业。二、推动改革的组织保证中国古代改革的实际操盘人大多是君主信任的大臣，君主则退居幕后起到后台支持作用。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变法，还是后世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均是如此。这是因为大多数君主虽有忧患意识，但并无改革的思路，毕竟才智过人的君主是少之又少。而手下大臣施政多年，其中有志之士能更好地洞察时弊，提出改革方案。更重要的是，改革过程千难万险，很容易触及权贵阶层利益并招来他们的激烈抗争。如果由君主直接负责改革，旧贵族的矛头则会直接针对君主，无丝毫缓解的余地；如果由其他大臣负责改革，当新旧势力发生冲突时君主还可以居中调解。最典型的例子是元朝的元英宗改革。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晓中原汉家文化，登基后眼看元朝国势日微，于是亲自主持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