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姚星亮、黄盈盈：论定性调查的人数问题技巧.doc

潘绥铭、姚星亮、黄盈盈：论定性调查的人数问题：是“代表性还是“代表什么的问题’’ ——“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及其方法论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2010（4） [摘要] 在定性调查中究竟应该调查多少人，这个根源于“代表性” 的问题很现实却又是错向的。本文认为在质性研究的最主要形式“求异调查” 中，不是有没有、要不要“代表性” 的问题，而是究竟要代表什么的问题。定性调查试图囊括的是“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潜在信息”，追求的是对“研究主题的归纳程度”，而不是定量调查所要求的“代表性” (代表“总体中的全部个体”)。定性调查只要相对实现了“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就足以反映信息的整体质性，足以通过归纳来满足研究主题的需要，而绝不在于人数的多少。因此，对于定性调查而言，所谓“代表性” 其实是个伪问题，以此来衡量定性调查则是个误区。 [关键词] 定性调查；质性研究；扎根理论；代表性；理论抽样；持续对比法 一、问题的提出 究竟访谈多少个人才好呢？这样一个问题在以访谈为主要形式的定性调查的实施过程中，最令操作者困惑，也是国内学术界论述最少的。 这个困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某些囿于定量调查的思维定势的人总是用总体与抽样来评价定性访谈，总是提出“这么几个人怎么可能具有代表性”这样的错向问题，甚至主张必须加强定性调查的信度与效度。【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我国艾滋病流行规律、疫情评估和预测方法研究(2008ZXlO001—003)” (三)艾滋病毒经性传播扩散决定因素的流行病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与北卡大学合作项目“促进艾滋病性病领域人文社会科学与公共卫生的合作：研究与培训” [作者简介]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姚星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北京 100872。 例如王君健：《社会研究方法中定性研究存在问题的探析》，《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5期，778—779页。 其二，许多关于定性调查的论述则是反过来，只用一句“定性调查不追求代表性”例如嘎日达：《论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两种取向和方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54—62页。 就把实际操作中确实存在的核心问题给回避掉了，使得操作者不得要领。 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看，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陈向明1996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的论文《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 ，我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定性研究越来越重视，对其方法论的论述也越来越多，而且已经引起其他学科的重视，已经被运用于非常广阔的领域，例如医学(临床医学、护理学、精神科、疾病预防、卫生服务、皮肤病、营养学)、心理学、教育学(外语教学、德育)、行为学、传播学、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工业设计、体育科学、旅游研究等众多的学科。笔者根据以“定性调查”、“定性研究” 为题名、关键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5—2009年检索到的41篇论文进行归类与总结。 但可惜的是，除了译著与少量的教材之外，我国学术界直接讨论定性调查操作方法的论文寥若晨星。笔者以“定性调查方法”、“定性研究方法”、“访谈方法”为题名、关键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2009年进行检索，只得到12篇论文，不仅全部都是非社会学的而且全部刊载在非核心期刊上。 其中直接涉及到“应该访谈多少人”这个问题的，只有一位学者的论文。见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123—125页；《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与抽样逻辑》，《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1—4页。 在这一领域中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学术界尚缺乏应有的“论方法” “论方法”是黄盈盈与潘绥铭提出的一种研究视角。它主张：不但要从方法论的高度来审视具体的调查方法，也要依靠对于具体调查方法的论述来支撑方法论的讨论；不仅需要论述分析的理想模型，也应该构建出操作指南。具体论述见于《论方法：定性调查中“共述”、“共景”、“共情” 的递进》(待发表)。前此，也有学者涉及到“论方法”的内容，但是并没有提出这个概念及其意义。例如沃野：《方法论研究的质的规定性》，《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2期，30—33页；《关于社会科学定量、定性研究的三个相关问题》，《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41—47页。 的意识，要么是高度抽象的方法论的研究例如陈向明的《质性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艾伦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2005年。 ，要么就是操作方法的缺乏分析的介绍例如袁方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风笑天的《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诺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