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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西方经济学“神人”也会严重误判 　　2013年4月1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为北大国际(BiMBA)的同学们授课，课程的题目是：从西潮到东风。 　 林毅夫在课堂上介绍，他是世行这一职位的第9任，前8任中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西方财经政要、名流。他能有机会担此要职，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30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世行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促进世界多元多边发展，尤其是帮助贫穷国家脱贫，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60多年来，世行开展过很多工作，但收益甚微，除中国减贫6亿人之外，全球其他地区的贫困人数不减反增。 　　同时，林毅夫还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仅60年来从未能成功帮助贫穷和发展中国家，对他们自身遭遇的危机和全球经济的运行路线，也未有十足的把握。尤其是当他真正登上这个全球最高级的经济学舞台之后，真正体会到了“神仙也犯错”——所谓西方经济学神人也会思虑不周，甚至严重误判。 　　第一、通胀与通缩 　　2008年6月，林毅夫刚刚赴任之时，全球正经历通胀，粮食和石油涨价使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计与社会安定受到挑战，成为摆在林毅夫面前的第一个挑战。对此，世行虽有标准方案，但林毅夫认为应对通胀时，有必要考虑通缩问题，毕竟宏观调控往往治通胀易，治通缩难。对于难题，还是早准备为好。但世行同事对此提议不以为然，未予讨论。理由是通胀当前，根本看不到通缩的影子。但众所周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全球性通缩不期而至。 　　第二、大难与小灾 　　2008年8月，在美国怀俄明州的一个小镇，全球顶级的经济学家、华尔街大佬、西方主要国家财经要员，齐聚一堂，讨论全球金融监管问题。 　　会议期间，世界银行曾任行长沃尔芬森在他的庄园举办私密晚宴，所邀嘉宾虽不足10人，但都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财政部长、欧洲央行行长等绝对重量级人物。林毅夫作为世行新任首席经济学家，有幸受邀。在这个讨论自由度极高的会议上，其中有一个话题：30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记得2007年次贷危机？这场危机在金融史上能否占一个豆腐块的位置？ 　　林毅夫回忆说，这些“神仙”们当时的判断是次贷危机规模不过7000亿美元，不过是风雨小灾，更何况西方政府与金融体系经过1929年大危机，以及东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的洗礼，经验丰富，实力雄厚。但众所周知，3个月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主要股市不少都遭遇腰斩，市值下降幅度高达50%，比1929年大危机还大。 　　第三、长痛与短痛 　　危机爆发后，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均认为，其持续时间不会太长，理由是二战后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等西方主流国家影响短则3个季度，长则7个季度。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出现“大缓和”(Grand Moderation)，即西方国家凭借成熟的宏观调控工具与经验，已经足以烫平经济波动，避免经济发展的失控。 　　基于这一判断，各国对危机开出的也都是常规药方。但林毅夫认为，危机可能不是7个季度，而是7年。如西方《圣经》说的“7年丰收、7年灾荒”一样。因为在这场危机之前，西方刚好经历2001年以来的7年丰收。 　　危机之中：常规药方失效 　　2008年12月，20国达成协议，推出三项措施，一是各发达国家自救银行，解决流动性。二是利用凯恩斯反周期投资策略刺激经济，同时以救济金为失业者提供基础保障。三是各国不能贸易保护，以免陷入囚徒困境。这都是常规药方，但事实证明，在这场危机中无效。 　　林毅夫解释说，2001年开始的7年降息，带来繁荣的背后是持续的投资。泡沫破裂，通缩骤至，过剩的庞大生产力怎么可能短时间予以内消化？当经济出现负增长，财政收入下降，失业增加，消费无力，恶性循环开始，西方宏观调控的所谓自动稳定器也就瞬间失效。 　　对此，林毅夫在2009年就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由政府投资有利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项目，短期可解就业之急，长期可消增长瓶颈。生产率提高，自然反哺财政，财政收入增长有利政府还债。但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此并不赞同，一方面，他们坚持此次危机仍是短期，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如果真有好项目，市场自然会做。 　　2010年10月，在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坚持此前的判断，即危机只持续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已经判断全球经济出现稳定复苏，给出的政策建议是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恢复民间投资的信心。 　　林毅夫当时认为，经济远未恢复到2008年的状态，失业还会增加，民众收入减少。与其财政以赤字进行救济，不如投资有利经济长期增长的项目。但作为研究农业经济闻名的林毅夫，在诸位宏观经济学大师面前，没有说服力。 　　结果是，美国、英国等西方主流发达国家至今未能完全走出危机。不仅如此，危机又传导到南欧，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