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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然渴望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边沁到底有多少根据认为编纂法典是实际可行的？把英国法律编纂为法典究竟能得到多少益处的问题，自从边沁使它为大家熟悉以后，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论题。但是，所有的答案都不像边沁那样充满自信。在这里正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真理似乎存在于平淡无奇的中庸之道中。对于怀疑或否认法典编纂有任何用处的人来说，在一两个问题上肯定是可以作出让步的。改革家的本性就是要夸大自己的看法，而边沁正是一个地道的改革家。他过分估计了一部法典可能达到的完整程度。任何法典都不可能制订得如此完美无缺，以至可以对法典颁布一年之内所发生的一切立法问题作出简明的答复。对于无尽未来的一切立法问题，就更不是一部法典所能预计的了。一部编纂得最好的法典，对于当前的时代来说必然是不完整的，而且在未来的岁月中很可能被取代。既然最好的法典必然是不完整的，所以即令是最好的法典也不能使一般民众无须求助于职业律师。一部法典，不论编纂得怎样恰当，文字上不论怎样明确，都只能直接为一部分司法案件作出规定，而其余的问题，则必须通过类比和推论作出新的规定，这些规定使普遍法则与特殊案例的运用相协调。这种类比和推论的过程，除了最简单的案件以外，由受过训练的推论者来做，总比没有受过训练的推论者来做要好得多。因此，只要人类还需要法律，有些工作就只能由职业的律师来完成。已经编纂过法律的国家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结论。法典方面的知识可以在普通人中广泛传布；然而这总是有些肤浅的。单纯记住一堆普通法规，和把这些法规的原则正确地运用到它们所未能完全包括的案件上去，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以上所说的都假定，在执行法律中所出现的疑问，只是对于法律的疑问。但对于事实方面的疑问却是更加普遍的。法庭的任务一般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一个是确定有关事实的真相，另一个是在事实真相确定后如何运用法律。当法律具有可能有的最好的形式时，第二个过程可以十分简易而又准确地完成。但是法典编纂对于第一个过程则只字未提。正是这一过程最容易出现严重的困难，而且困难程度趋向于愈来愈严重。因为随着文明的进展，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形式愈来愈复杂。例如当今经常发生的大型商业案件，其事实就非常复杂。先不说野蛮人不能理解，即使是爱德华三世或伊丽莎白时代的臣民也无法理解。在决定这种案件时，由于法律的模糊所引起的费用与延宕，比事实的模糊所引起的要少得多。事实的模糊就要牵扯到大量的证人、连篇累牍的供词、堆满屋子的帐册、挖空心思的很有技巧的质问与反诘过程，以及陈述双方对立的观点，对这些，只有那些天资高并经过长期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做到。如果要用这种人，他们就会要求，而且也会得到大量的报酬。 因此编纂法典并不能完全防止法律方面疑难问题的产生，也不会防止事实方面疑难问题的出现。这些情况即令在多少缺乏变化的社会里，也限制了法典的作用。但是，因为没有任何社会是完全静止不变的，相反，很多社会都在迅速地发生变化，所以法典的作用会进一步受到这种或然性的限制。总有一天，即使不能说是必然的，它也非常可能变成过时的东西。对这种危险，边沁几乎没有认识到。因为他对于人类联合体的不稳定性没有做出充分的估计。他没有看到，即使他所希望的法典在英国被制定出来了，英国历史的进程也会无情地使它落在未来时代的需要的后面。考虑到人类需求的变化，使我们无法希望得到一部最后的法典，正如考虑到种种法律问题使我们无法希望得到一部完整的法典；同时，考虑到有争议的事实的复杂性，使我们无法希望得到一部能始终确定不移而又易于应用的法典。 因此，边沁建筑在法典编纂上的希望是过奢的；然而编纂法典的好处是真实的而且是很大的。法典编纂得好，的确可以帮助公众认识法律，的确可以帮助法官和诉讼代理人运用法律。它使我们略为接近了普及法律知识和直接作出法律决定的地步——尽管这只是略为接近而已。在一般情形下，法律的发展是不规则的。大部分立法是片断的，时时加以增补的法规很少和已有的法规配合得恰当。司法的判决并不一定是针对法律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作出的，而是针对诉讼当事人上诉法庭的问题作出的。对某一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的判决，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往往受到思维和外在环境如此众多的各种变化的修正，以至此问题最后的结果是不肯定的。新判决起初是限制和修改老判决，逐渐破坏老判决，最后使老判决完全失效。旧案卷中所保存的许多老判决变得过时了。有些虽然不是明显地变得过时，但其有效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另一些如果实际上还不算有问题，但在应用时肯定要受到尽可能多的限制。因此，法官制定的法律就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 这种权威的程度可以由有经验的律师机智地加以确定，但是想由任何别的人来推断是十分没有把握的。即令是法官制定的法律中权威性最无可怀疑的那一部分，其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以至很难通过把它的一般原则适用于个别案件的细节来掌握它。这种缺点在法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