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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与碳排放问题研究新进展 　　【摘要】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全球碳排放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中国作为隐含碳输出大国，在国际贸易和气候谈判中处于劣势，面对巨大的碳减排压力。基于此背景，本文总结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中国学者对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从理论和经验分析、碳排放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隐含碳测算方法和碳排放责任认定四个角度具体分析研究进展，并对其进行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后京都时代 隐含碳 碳排放 　　一、引言 　　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引起各个国家的广泛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在2009年提出碳关税概念，即对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我国作为出口大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 　　国外学者对于国际贸易和环境效应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Sanford J.Grossman Krueger（1991），他们首次发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创立了贸易与环境的一般均衡模型，将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部分；Weber（2008）结合中国的情况，研究发现碳泄漏和碳出口是导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大量增加的两大原因，“污染天堂假说”适用于中国。本文选取后京都时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代表性的文章进行文献综述，总结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碳排放的研究进展，并提出其他可能的研究的方向，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展望。 　　二、中国国际贸易与碳排放的研究进展 　　（一）中国贸易与碳排放理论经验研究 　　从理论与经验研究来看，马艳和李真（2010）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不平等交换的视角来分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碳”不平等交换的问题。他们认为，国际贸易交换活动中，除了直接体现在商品价值方面的不平等交换之外，由于生产技术的差异和人为单方面制定的碳排放标准导致了“碳”的不平等交换，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是不平等交换的重要原因。王文举和向其凤（2011）对世界主要碳排放大国2005年的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进出口差额进行了测算，提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汇率效应的碳排放应该由消费者来承担，纯技术效应部分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姜鸿、梅雪松和张艺影（2012）利用中国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6～2008年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碳排放权价格，评估中美贸易利益。结果表明，中国无偿为美国排放了二氧化碳，考虑到碳排放权价值之后，中方贸易利益减小，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低价格出口模式不可持续，外贸政策有待调整。李丽（2014）从低碳经济对贸易规则的影响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环境产品清单的谈判，并关注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中低碳规则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低碳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更大程度上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中国国际贸易与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从实证研究来看，李斌、彭星（2011）在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三大效应的基础上引入全球价值链视角，运用GMM法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影响中国碳排放的机理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影响中国碳排放的三大主要因素是贸易规模的扩张、技术进步及融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最大；碳排放效应分析中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的曲线，中国碳排放不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吴献金、邓杰（2011）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角度，对1995～2007年期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存在碳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代表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比和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贸易自由化的总效应会增加我国碳排放量，“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王正明、温桂梅（2013）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3～2009年的数据为基础，基于SYS-GMM方法的面板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期及滞后一期的出口加剧了国内碳排放，当期及滞后一期的进口对碳排放有积极效应；滞后二期的FDI起到优化碳环境的作用；OFDI也降低了国内的碳排放。我国应该实施绿色FDI引进战略和新型“走出去”战略，转变出口贸易结构。 　　（三）对外贸易中隐含碳的测算 　　一国在进行对外贸易时，进出口的不仅是商品本身，还包括其中隐含的碳排放。在全球都在关注和提倡“低碳”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隐含的碳排放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减排任务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以网文献来看，计算生产产品的碳排放量主要使用的是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 Model），其中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SRIO）的使用最为广泛。其基本假定是进口产品与国内生产技术相同，在核算上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