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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国资依赖情结 　　国资“必须”居第一大股东，折射出当今中国众多企业家存在国资依赖：对国资作为第一大股东存在强烈的情结、偏好、依赖，使得他们不愿意、甚至会强烈排斥非国资成为第一大股东；然而，一些央企领军型企业家的作为，又让人们对国资依赖有了另一番理解 　　“这么多年来，万科一直是国有股占第一大股东，过去设计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将来也会是这样的。民营企业，不管我喜欢不喜欢你的时候，你要想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我就告诉你，我不欢迎你。因为这是万科的混合所有制所决定的，虽然现在股权之争还在进行之中，但是结果非常清楚。”万科董事长王石2016年1月的这番话，引起外界强烈反应。大型民企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指出，王石是一个歧视与排斥民营企业的既得利益者，“王石的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它代表了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傲慢与偏见，也反证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民营企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2月，王石称，“老王自己被指‘傲慢’、‘歧视民营企业’，或属咎由自取，不宜强作辩解。但给诸多友人带来迷惑困扰，实非所愿，心中十分不安，必须道歉，必须认错”。 　　长期以来，中国的公司治理遵循资本多数决、资本雇佣劳动原则，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会，即理论上公司由股东主导，实践中往往是大股东主导。同时，国资的属性往往不限于资本――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称，国有资本应当“完成祛魅过程，恢复成正常的和其他的资本属性一样，把它的超资本形态的一种意识形态护身符、司法裁判上不对等以及商品交易计价当中过分刚性，这些东西解决掉。”国资“必须”居第一大股东，折射出当今中国众多企业家存在国资依赖：对国资作为第一大股东存在强烈的情结、偏好、依赖，他们不愿意、甚至会强烈排斥非国资成为第一大股东。然而，一些央企领军型企业家的作为，又让人们对国资依赖有了另一番理解。 　　王石的反复 　　某种意义上，王石是国资依赖的一个典型代表，同时体现了一定的矛盾性。 　　最初万科就是地方国企。王石1980年入职广东省外经委，1983年转入国企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次年，深特发的四级企业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王石任经理。 　　当时的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资依赖几近必须，一些民营企业家主动“戴红帽子”，即找来国资做第一大股东、挂靠在国企名下，甚至将本无国资成分的企业变成国资控股。那时是计划经济体制，企业远谈不上现代企业制度。彼时，王石遭遇了体制之痛。深特发要从展销中心调钱，老总说王石同意的话就升他做深特发副总，王石表示不同意。老总说你不同意也把你调走。最终没被调走，王石表示，“但是对我刺激特别大……你的抱负，你想做一番事业，不成，非常困难”。1986年，深圳特区国企股份化规定发布，王石主动跟母公司提出要搞股份化，“改革之后，摆脱这种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为方式，解决产权问题”。展销中心1988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国资、员工六比四分，更名万科，成国企股份制改造的领跑者，王石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局面变成，国资相对控股，王石放弃了分到他名下的股权，成为职业经理人。多年后他称自己才是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而非唐骏。即，王石完成了一次对国资体制的突破。 　　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一般股权越分散越有利于职业经理人掌权。1991年，万科成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随后扩股四次，大股东股权相对稀释，到2000年，深特发持股降至8.11%。股权高度分散、国资虽居第一大股东但无控制权，从这种股权结构的变化来看，王石可谓有谋划。然而，1994年爆发“君万之争”（万科股东君安证券联合其他几家股东，发起了内容包括改组万科董事会的股东倡议书），获胜的王石后来感慨，“那几日惊心动魄的较量仍让我深深意识到股权分散可能带来的危险”。 　　2000年，王石带领万科重新选择大股东，地方国企深特发将所持8.11%的万科股份转让给央企华润，后者以持股15.08%成为第一大股东。王石称：“当时有两个选择，香港的新鸿基，华润。最后选了华润，又是一家国营公司，到现在很多人也想不通，王石怎么出了虎口又进狼窝，你不就是因为国营公司的体制和行政命令弄得很难受才想更换大股东的么？第一，虽然是央企，但华润是个特例，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香港成立，多年来浸润的是香港的市场经济文化；第二，如果十年后万科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影响力足够大，大股东却是香港一家家族企业的话，外界会怎么想？对于万科的未来，当时我是有野心的。”其后，直至2015年，华润一直是万科不控股、持股15%的第一大股东。 　　华润是实力非常雄厚的央企，可谓“大树”。王石赢得了信任，华润一直只委派非执行董事，万科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话语权很大。按王石2014年的说法：“现在双方已经完全互相信任。我们选择了华润做大股东，事实证明合作相当完美。”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