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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一带一路”与供给侧改革走出边缘困境 　　摘 要：云南是“一带一路”南线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少数民族经济是云南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战略的构建，以及当前供给侧改革为云南少数民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文章通过对少数民族经济的概述并建立文化产业“创意增值模型”，重点论述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借力“一带一路”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出边缘困境，实现云南省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云南；少数民族经济；供给侧改革 　　一、背景介绍 　　云南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国家的重要战略规划联系密切，如当前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精准扶贫政策等等，都反映出云南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性。然而，由于云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云南在地理环境上的特点，致使云南省少数民族经济远离经济核心区和大市场，经济活动的分散等等因素，使云南的少数民族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辐射的边缘区，云南少数民族经济容易陷入一种边缘困境之中，形成低水平的均衡；首先，云南少数民族以乡村经济为主要形式，同时分布有一些资源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云南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民族地区矿产、旅游和民族文化资源虽然极其丰富，但是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创新还处于低层次的阶段，发展文化产业是云南少数民族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优势产业的必要举措，供给侧改革不仅能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同时也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云南少数民族经济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联动作用，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过剩产能的转移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下面将重点分析云南少数民族经济如何借力“一带一路”战略与供给侧改革的外部性机遇，走出发展的边缘困境。 　　二、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1.少数民族乡村经济制约了其融于“一带一路”战略 　　乡村经济制约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生产力的提高。乡村经济具有封闭、规模小、低层次和自给自足的特点，由于从生产、分配、交换到消费这四个环节都可以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完成，因此这种经济形势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规模的扩大和民族地区与外部的经济联系。“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落脚点就是要实现区域内部以及跨区域间的资源有序和自由地流动，降低物流、人流的成本，促进资本、劳动、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基于此，首先，民族内部有限的市场需求不利于民族内部的经济资源与外部的相互流动，外部经济因素的进入也存在一个高成本和低收益的现实问题；其次，由于云南独特的自然和地理特征，境内多高山，坝地面积狭小，这在某种程度上就造成了一个地理空间上不可接近性。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可接近性是一种资源，可接近性对刺激经济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世界银行200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也认为“经济活动集中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距离是主要的特征。如何帮助公司和工人减少与经济密集区的距离是政策面临的挑战。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从而促进劳动力流动，正是政策的主导机制。”所以完善的基础设施是降低不可接近性的重要前提。其次，乡村经济体系内部，农牧产品种类虽然丰富，但不集中，难以形成规模，再加之土地集中程度比较低，农业生产会增加无效劳动时间，造成低下的劳动生产率，而人口的居住分散还会增加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不利于形成产业规模和发挥集群效应；最后，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受教育范围和程度严重偏，劳动力素质低下。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最终要靠劳动者消化吸收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不利于生产技术的推广和传播，这都将制约少数民族融于“一带一路”战略。 　　乡村经济是典型的短缺经济。从乡村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乡村经济都处于一种小规模、不连续、低水平的循环之中，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的参与者主要是少数民族。首先，他们生产的产品要满足其自身的生存需要之后才能将有限的剩余产品用于市场交换，农业产出的有限，制约了交换的规模；再加之农业生产受气候、土壤、地形等外力因素的影响较大，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市场上商品的供给会出现较大的波动性。产出的低下与供给的较大波动性相叠加，由此造成了乡村经济的供给不足；其次，供给与需求密切相关，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消费水平低，市场需求有限，低消费难以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类型的宏观背景下，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商品的短缺问题，其实是层次问题，这是少数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供给侧改革的不同之处。 　　2.云南中心城市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省会城市经济辐射作用不明显。大中城市尤其是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