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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疾行挑战 　　应深刻总结上轮债转股的经验教训，提升国企治理水平，最大程度防范新一轮债转股可能产生的风险。 　　近期，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市场化债转股合作协议，陕西省第一个债转股项目就此落地。紧接着，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甘肃省国企首单市场化债转股协议。随着实体企业去杠杆疾行，银行系资产管理公司渐次“浮出水面”，各地“债转股”棋子密集落地。 　　国务院2016年10月10日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为企业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去杠杆厘清了推进路线图。据了解，目前陆续推进的市场化债转股项目中，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冶金等去产能的重点行业企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公共资产研究中心主任文宗瑜告诉《财经》记者，债转股新政出台至今不过两个多月，全国已经有130多家大型国企、民企与银行签订了债转股合作协议，其中以广东、浙江、河南、山西的企业居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朱鹤等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公布的钢铁、煤炭等行业数据测算，新一轮债转股潜在的规模很大。仅钢铁、煤炭和炼焦三个行业对应的潜在债转股总规模约达3.86万亿元。 　　以钢铁行业为例， 2015年末钢铁行业总负债约为4.37万亿元，而同年度钢铁行业的息前净利润约为1667亿元。如果把2015年钢铁行业的利润都用来偿还负债利息的话，按照6.2%的平均利率测算，钢铁行业理论上可以承受的负债上限是2.69万亿元。朱鹤告诉《财经》记者，实际负债比理论负债上限多出的1.68万亿元，即是下一步钢铁行业的潜在债转股规模。按照同样的方法推算，煤炭行业对应的潜在债转股规模约为1.62万亿元、炼焦行业为0.56万亿元。 　　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称，这轮债转股应吸取上轮的经验教训，防止“僵尸企业”借机“还魂”。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等专家认为，上一轮债转股中，一些本应破产退出市场的亏损国企，在剥离沉重债务之后，得以苟延残喘，现在有不少沦为“僵尸企业”。新一轮债转股应慎防这类企业实施债转股，同时，债转股不应该在国企中大范围推广，只应针对少部分有发展前景、易于盘活的国企实现去杠杆。 　　何帆与朱鹤两位专家提出，目前中国债转股还缺乏完善的退出机制。与上一轮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债转股不同，新的债转股政策明确规定，银行不得直接将债权转为股权，只能先将债权转让给第三方机构，让第三方机构成为企业的股东。在上一轮债转股中，股权持有机构的主要退出机制并非股权受让。从实施债转股后的实际结果来看，那些最终能减少亏损甚至实现盈利的债转股项目，主要是通过出售国企占有的土地资源，获得土地增值收益来实现的，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本轮的债转股显然很难再通过同样的方式退出。 　　朱鹤补充表示，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多层次股权交易市场。下一步如果债转股规模过大，获得股权的第三方机构很难利用现有的市场体系正常退出，完成股权的二次转让和最后变现。 慎防“僵尸企业”借机“复活” 　　上一轮债转股中，总计有560多家国企获批实施。文宗瑜说，根据调研汇总的数据显示，实际上，上一轮债转股国企约有700多家。央企中像中国铝业、中国远洋、中国五矿、武钢等现在的“亏损王”，地方国企中像重钢集团、攀钢集团、山西阳煤等如今的“巨亏户”，多是通过上一轮债转股得以生存。现在这部分企业中，有部分谋求进入新一轮债转股行列，借机把债务包袱转移出去，再次逃避死亡风险。 　　记者了解到，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武钢对旗下的工业港、质检中心以及烧结、炼铁、热轧、棒材厂和三家炼钢厂实施了债转股。 　　2001年8月，武钢注入新资产成立了武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武钢公司），并和中国信达公司、中国华融公司、中国长城公司联合经营。当时武钢公司的注册资金是104.22亿元，武钢投入资产为174.5亿元，扣除债转股和负债部分，实际投入82.03亿元，占出资比例78.71%，中国信达等三家资产管理公司是以22.19亿元的债权总额转为股权，占股比例是21.29%。实施债转股使得武钢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经营业绩明显改善，2001年实现净利润6.26亿元，同时资产负债降低。 　　武钢恢复生机后，从2002年开始走上大规模扩张之路，像其他一些央企、国企一样，大手笔投资海外矿山。武钢先后通过股权购买和项目合作等方式，在巴西、加拿大、非洲等地布局了八座矿山，锁定的海外权益资源量达数百亿吨，但这些投资决策中一些存在“先拍板后论证”，后续风险没有很好控制，最终导致集团遭受巨大损失。武钢并入宝钢之前，武钢的资产负债率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