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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国际制度之间的竞争 　　中国外长王毅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逐渐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角之一。中国崛起对于地区和全球秩序有何意义，我们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进程中？对此，本刊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巍。 　　打着欧洲烙印的“全球治理” 　　《金融博览》：怎样理解“全球治理”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时间提出来的？ 　　李巍：欧洲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并推广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它的提出有几个背景，首先是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伴随着世界空间上、信息上的日益联通，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比如地区性金融危机的蔓延、贸易摩擦问题、移民问题、地区冲突问题、跨国水资源问题和国际环境保护问题等。一向对国际社会有着深度思考的欧洲人开始意识到全球化意味着这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年代，大家相互依存，必须用合作的方式来应对这些人类共同的问题，传统的建立在零和思维基础上的冲突逻辑已经不适用于全球化的新时代。欧洲人建立了欧盟，这实际是一个准世界政府的雏形，他们希望把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向全球推广。 　　第二个背景是冷战的结束。以前这个世界是分裂的两个平行的世界，或者说是彼此敌对的两大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不可能实现需要联合起来进行的治理。当冷战结束之后，横亘在国际社会中间的意识形态和军事联盟的铁幕消失了，一系列的跨越国界，需要各国间联合面对的全球性问题摆在世界各国面前。这一时期的美国克林顿政府特别支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制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比如上世纪90年代，在安全领域，联合国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在金融领域，一系列地区性金融危机中，比如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土耳其危机、阿根廷危机，站在前台的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此同时，WTO的成立让世界贸易越来越制度化和法制化，世界银行也在解决地区贫困性问题上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所以，整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治理概念非常热的一个时期，它强调多边主义，强调通过国际制度甚至类似于世界政府的比较强有力的国际制度来进行治理，而不是靠单一的民族国家来治理世界。这个概念从欧洲开始到美国，再到发展中国家，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到了21世纪之后的第一个10年，全球治理这个词的热度又有点降温，这主要是因为小布什是个强调单边主义的总统，他强调实力，还抛开联合国打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WTO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进展不顺，人们对WTO很失望；同时，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广“华盛顿共识”，为美国的资本全球扩张服务，这些让许多国家对这些全球化治理机构非常不满，也让这一时期全球治理的提法开始降温。 　　《金融博览》：但到2008年之后，全球治理又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李巍：这个时候美国出问题了。美国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它的问题必然影响到全世界，所谓美国一感冒，全世界都打喷嚏，何况这次美国不是一般的感冒，而是得了肺炎。G20的升级就是在这一时期实现的，人们重新发现，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它们的问题都已经不再局限于国界之内，需要全世界一起面对解决。 　　1975年出现的G7，其目的是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整个西方发达国家要处理的金融和货币问题，它是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后来随着新兴国家的兴起，人们发现要解决全球问题，就必须把新兴国家纳入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框架中去，于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G20。但那时的G20只是央行行长和财长峰会，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小布什遇到大难题，这个峰会开始升级为全球首脑峰会，希望新兴国家来承担更多的全球治理责任。 　　G20包括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全球治理又重新成为主流话语。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前的全球治理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但2008年后的全球治理是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共同进行的全球治理，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轮全球治理中更为积极的原因，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金融博览》：我们要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去，这里面最需要处理好的应该就是中美关系。 　　李巍：没错，我认为当前新一轮的全球治理的成效关键取决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过去是有变化的，和过去大国间的关系也大有不同。以前的大国关系，美苏之间是军事领域的竞争、意识形态的竞争，经济领域是相互封锁或者相互隔离，这完全是一种冲突和对抗性的关系。再往前看，以前英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争霸都是对抗性的关系。今天的中美关系虽然也是一种战略竞争的关系，但这种竞争就目前而言，主要是围绕对国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