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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犯罪问题的公共政策学思考 　　摘要：公共政策是通过政治进程来解决公共矛盾，为达到公共目标和发展公共当局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它的作用是规范和指导有关机关，组织或个人的行为，它有包括行政法规或命令，国家领导人口头或书面指示，政府规划等多种表达形式。美国学者斯图亚特?S ?那格尔认为：“政府为解决的各种问题作出的决定就是公共政策。”犯罪问题，则是世界上任何执政党和公民政府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而不容忽视的问题。由此看来，犯罪问题的解决与公共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犯罪；公共政策 　　一、公共政策切实影响犯罪问题 　　有学者指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由时间先后一共经历了五次犯罪高峰，分别是1950年出现的第一次高峰，全年发案51.3万起；1961年出现的第二次犯罪高峰，全年发案43万起；1973-1977年持续五年的第三次高峰时期，年发案保持在52万起左右；1981年出现并持续数年的第四次案发高峰，1981年发案81万起；1989年出现并持续至今的第五次案发高峰，1989年发案170余万起，1990年发案230余万起。对比案发高峰年份和我国公共政策的重大调整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时间，除1950年第一次高峰时期和新中国成立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相关外，其余四次的犯罪事件上升均与我国公共政策的颁布与调整紧密联系。 　　对犯罪问题的影响有着多种相关因素，这些诸多因素对犯罪现象的发生或者避免、犯罪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类型及结构的形成和变动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笔者认为，在一系列影响犯罪现象的相关因素中，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犯罪问题影响状况的最为活跃也是最为重要的变量。 　　二、公共政策不能无视犯罪问题 　　二战以来，西方犯罪学家，尤其是犯罪的经济学家，在面对西方世界犯罪率激增的现实下不禁感叹：犯罪问题是我们增长最快，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犯罪经济是组成美国经济中较大分支之一；犯罪及其防控是一项需要长期开展的工作。如果不是从价值角度去评价，而对犯罪现象从科学和政策学角度进行事实评价，这可能是真的。 　　首当其冲的是犯罪现象给受害者个人和整个社会体系（社会生活和心理上）造成的巨大物质及非物质损害，这种损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消耗。引起犯罪物质消耗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是，它的度量可直接被计算，如财产被盗的产生的直接、间接伤害――财产的金额，房屋被烧毁，由此所造成的损失或劳动力等方面的弱化等。带非物质的损害是指损失是无法用金钱直接计量的方面，比如精神方面的打击、生命的逝去、政府公信力的受损等。 　　其次，国家政府、社会机构甚至公民个人 由于犯罪问题的产生和高发，迫不得已话费相应的财政和金钱支出对其加以预防和避免。例如，各个国家的相关刑事司法专项经费，单位和组织雇用安全人员和配置监视器等安保设施的支出，个人支出用于购买医疗保险的方面等。在这方面的支出是社会和社会个人为防止自己免受犯罪问题困扰被迫支付的成本，很明显，这部分的期望支出随犯罪率的增长而增长。 　　第三，一宗犯罪事件的发生大都影响着周边正常公共设施的运行和企业盈利。新闻报道中常常可以看到，一宗犯罪事件的案发现场，往往由于案件侦破的需要而将现场或道路封锁，周边商户的正常营业受到影响，相关公路交通系统的正常运营亦将蒙受损失，受损公共服务设施和企业个人建筑财产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修复。这部分损失无疑也应归为犯罪现象所带来的社会财产流失。 　　以上观察不难发现，犯罪现象在社会经济发展负价值的产生方面，不仅“产业”规模巨大，还在无形之中消耗着社会的物质及精神资源，为社会发展增加了不必要的巨额成本。在社会伦理道德建设中负面影响的产生方面，此类精神层面的价值损耗，甚至需要加倍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才能得以恢复。如果能将这一部分负价值最大程度上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消除，社会发展将会是一个更为顺利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犯罪问题在影响公共政策各个方面的事实确凿无疑，政府在进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时一定不能置之不理。 　　三、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犯罪问题 　　受西方犯罪现代理论的影响和启发，我国犯罪学者曾经用“代价论”、“同步论”、“正比论”、“反比论”、“远正近负效应论”等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现象变动和增多的原因。但这些理论有一个重大遗漏，即遗漏了对公共政策与犯罪问题相关性的研究。它们都没能深入到制度或政策层面去考察犯罪，没能发现影响犯罪变动的制度（或政策）“催化剂”。 　　作为犯罪的政策问题，主要是由公共政策本身必须进行调整和改变来解决。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已被处以罚款的威慑功能的限制被确认。深究原因，其中一方面可能与人们对犯罪刑罚威慑的心理承受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有联系，但犯罪比例的上升更主要的是因为政策的急剧变动和某些具体政策本身的失策或者失效所造成。因此，“治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