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收费：基于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的视角.docVIP

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收费：基于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的视角 　　摘 要：事务所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转变，为研究审计师法律责任的增强对媒体治理作用的影响提供了自然实验。本文以公司层面的负面报道和审计收费数据研究发现，转制后，负面报道与审计费用和正向异常收费显著正相关，但在转制前均不显著；考虑事务所规模的差异后，发现对大型事务所，转制提高了负面报道与正向异常收费的相关性，但对小型事务所，审计收费和异常收费与负面报道的相关性在转制前后没有显著变化，表明审计师法律责任的强化是媒体发挥治理作用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媒体治理；审计费用；事务所组织形式 　　一、引 言 　　媒体对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会影响审计师的风险感知和判断，表现为审计收费的提升 [1- 2]。媒体在审计市场发挥的治理作用已得到认可，但在声誉治理作用有限的现实约束下，现有研究从声誉压力视角对媒体治理的作用路径难以做出更本土化的解释。而刘启亮等（2013，2014）等则指出在低价竞争和法制薄弱并存的审计市场中，审计师之所以会被负面报道影响，主要为了规避未来可能的诉讼风险和行政处罚[3- 4]。因此，法律制度环境的完善，是影响媒体发挥治理作用的重要因素。 　　2010年7月，财政部和工商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截至2013年底，全部具有证券审计资格的事务所完成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转制。这意味着合伙人的法律责任从“有限”过渡到“无限”，诉讼风险及行政处罚带来的法律风险大大增强，这为我们研究审计师法律责任的强化将如何影响媒体治理作用的发挥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实验。 　　本文以事务所转制事件为自然实验，研究转制前后负面报道对审计费用和异常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转制后，负面报道与审计收费和正向异常收费均显著正相关，但在转制前均不显著；进一步考虑事务所规模的差异后，发现对大型事务所而言，转制提高了负面报道与正向异常收费的相关性，但对于小型事务所，负面报道与审计收费和异常收费的相关性在转制前后没有显著变化。这说明转制后，随着审计师法律责任和诉讼风险的提高，在评估客户风险时，审计师更加注重负面报道的影响，也表明审计师法律责任的强化有助于提高审计师的风险意识和议价能力，是媒体发挥治理作用的重要路径，为我们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审计市场治理机制提供了借鉴。 　　本文贡献在于：第一，媒体对审计市场的治理作用已被学术界所认识，但研究其具体实现路径的还不多见，与刘启亮等（2013，2014）对法制环境整体变化的考察不同[3- 4]，本文以审计师法律责任的单方面提高为切入点，可剥离潜在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干扰。第二，现有研究认为，媒体主要通过改变审计师的风险认知来影响审计定价，因此，理论上与媒体负面报道相关的，主要是审计定价中的风险补偿部分，即剔除正常影响因素后的异常审计收费，现有研究多忽视了这一环节，本文则首次尝试将负面报道对异常收费的影响纳入考察范围。 　　二、文献综述 　　自Simunic开创性地提出审计收费模型以来[5]，相关研究从客户规模、公司业务复杂度和公司治理情况等方面研究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6-8]，或从审计定价出发研究审计师的风险承担及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9- 10]。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视角逐渐从审计契约主客体特征转向监管和法律制度等制度因素，尤其是以媒体为代表的外部监督机制受到广泛关注。 　　（一）媒体监督与审计收费 　　审计师对客户的风险感知是影响审计定价的重要因素。媒体报道能缓解信息不对称，并提供审计判断所需的信息；尤其是负面报道往往揭示了客户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对审计师而言，负面报道不但会增加审计失败后的法律风险，也会降低对客户盈余管理行为的容忍度，最终影响审计师的风险感知，对客户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张建平和余玉苗（2013）初步发现了媒体负面报道影响审计收费的证据[11]。冉明东和贺跃（2014）也发现客户在媒体上的高曝光提高了审计契约谈判中审计师要求的风险补偿[12]。也有学者采取了行为决策理论或新闻学等跨学科视角，Joe（2003）的行为实验表明，审计师意见会受到保守（策略假说）和认知偏误（认知假说）的共同影响[1]；在此基础上，吕敏康和冉明东（2012）认为新闻报道具有的“议程设置”功能会影响审计师的风险判断，并以增加审计收费的方式应对客户风险[2]；张龙平和吕敏康（2014）则指出审计师出于“意见认同”动机而参考媒体意见，进而被媒体意见同化[13]。 　　学术界对媒体监督与审计师风险判断的影响已取得较多共识，但对其实现路径的研究尚不多见，国内相关研究认为，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下，媒体监督经由声誉机制发挥的作用有限，更多地依靠行政介入来实现[14]。刘启亮等（2014）[4]以法律环境变迁为切入点，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