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定清偿期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docVIP

未定清偿期债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易军 中国政法大学 副教授 　　[案情]原告柳学利诉称，1990年8月，被告向原告借款五千元。1997年至1999年间，被告已偿还八百元，尚欠四千二百元未还。要求被告偿还欠款并支付滞纳金及利息。被告刘学仲则辩称，其不欠原告的钱，原告提供的借条是假的，况且原告提供的借条的日期是1990年，已过诉讼时效，因此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调查，1987年至1988年，被告曾借过原告的钱，以后还了一部分，但还欠五千元未还，被告于1990年8月对未还的钱款向原告出具借条，借条写明“今借到柳学利五千元正”。 　　[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被告虽欠原告的钱，但由于借条系1990年写的，原告又不能提供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因此该债务已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遂依据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立法例及我国的立法选择 　　作为时效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消灭时效或诉讼时效是指因一定期间权利之不行使，而使其请求权、权利本身或诉权归于消灭的制度。 [1]在诉讼时效制度中，时效期间的起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诉讼时效期间是一个有始期与终期的持续的时间阶段，因此所谓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确定诉讼时效期间始期的问题，换言之，即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由于时效期间起算点直接决定时效制度能否以及如何适用，对时效期间起算标准的不同立法选择将影响双方当事人利益甚巨。综观世界各国民法，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立法例： 　　(一) 自请求权产生之时开始起算 　　在德国普通法时期，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曾采侵害说，即诉讼时效的开始以权利受侵害为前提。 [2]但这一观点并未为后来制订的德国民法典所采纳。德国民法第198条规定，“时效自请求权产生之日起开始计算。以不作为为目的的请求权，时效自发生违反行为之时起开始计算”。因此，在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上，德国民法采纳了“自请求权产生之时起算”的标准。 　　请求权产生之时与请求权可以行使之时大致相同，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请求权一产生，权利人即可行使请求权，但二者仍有差距，由于有时请求权产生以后权利人并不能行使权利，如财产被盗窃，受害人的权利已被侵害，其请求权产生，但由于不知侵害人从而不能行使权利，此时请求权不可行使。在请求权产生以后但尚不可行使之时即开始时效期间的起算对权利人未免过于苛刻。 　　(二)自请求权可以行使之时开始起算 　　此一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各国立法之通例。日本民法第166条、意大利民法第2935条、泰国民法第429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28条皆采此立法例。如意大利民法第2935条规定,“消灭时效自权利得主张之日起开始”，再如泰国民法第429条规定,“时效，自权利可以行使时进行”。 　　所谓请求权可以行使，依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之见解，是指权利人行使请求权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障碍。 [3]而所谓法律上的障碍，是指法律规定请求权行使之限制，在此限制未除去前，即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状态 [4]，如合同约定了履行期，而该约定的履行期尚未届满，此时债权人履行请求权的行使即存在着法律上障碍。如果权利的行使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则由于权利人不能行使权利，从而不能开始时效期间的起算。因此，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尚未届满时，由于债权人不能行使履行请求权，从而也不能开始计算时效期间。必须注意的是，权利的行使有法律上的障碍与其有事实上的障碍不同，权利产生以后权利人由于疾病、外出等主观事由不能行使权利，属于事实上的障碍，此时由于权利的行使并不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仍然属于权利人可行使权利的状态，时效期间仍应开始起算。 　　在这种立法例下，诉讼时效的起算并不以权利受到侵害为要件，如出租人对承租人的租赁物返还请求权，其消灭时效自租赁关系消灭时起算，因为自租赁关系消灭时起出租人即可行使租赁物返还请求权，而无须从出租人提出的请求遭承租人拒绝从而出租人的权利受侵害时起算。不仅如此，诉讼时效的起算也不以请求权人知悉请求权的存在为要件，即便请求权人不知请求权的存在或者不知能够行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也开始起算。 [5]也就是说，权利人知或不知的主观状态对时效期间的计算不发生影响。因此，与上一立法例一样，此一立法例采用的也是纯粹的客观标准而与权利人的主观状态无关。 　　(三)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时开始起算 　　此一立法例为前苏联、东欧及我国民法所采纳。1922年苏俄民法第45条第1段规定，“时效期间从起诉权产生之时起算”，而根据学者的一般见解，起诉权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遭受侵害之时产生。1966年苏联民法第83条更是明文规定，“时效从诉权产生之日计算，诉权从当事人得知或应当得知其权利遭受到侵犯之日起产生”。 　　前苏联民法关于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