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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央行沟通与通胀预期管理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居民通胀预期对央行沟通信息的反应，并与常规货币政策操作引导通胀预期的效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央行的书面沟通与口头沟通均对我国通胀预期具有显著的影响，且书面沟通对通胀预期的管理更有效，而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并不显著，未能较好地发挥管理预期的作用。因此，今后我国央行应更多地采用央行沟通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通胀预期进行管理与引导。 　　【关键词】央行沟通 非常规货币政策 通胀预期 　　一、前言 　　近年来各国央行普遍意识到央行信息披露即央行沟通日益成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可以消减经济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减少通胀预期以及实际通胀的波动。本文也在研究通胀预期影响因素中加入央行沟通变量进行探讨，并与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管理通胀预期效果进行对比，以期从中获得管理通胀预期的新启示。 　　二、文献综述 　　通胀预期的度量主要有：李宏瑾等（2010）利用中国短期利率期限结构计算了通胀预期变量变量[1]；肖争艳等（2004）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数据对通胀预期进行了度量[2]。 　　通胀预期受到哪些因素影响？Ueda（2009）以美国和日本家庭为研究对象，发现通胀预期不仅受到能源和食品价格的影响，也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3]；Kuttner Posen（1999）研究发现央行信息披露有效地引导了公众通胀预期[4]。类似地，Ullrich（2008）对欧洲央行的研究也表明央行信息披露能够很好地解释通胀预期的形成[5]。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对影响我国居民通胀预期的各类宏观经济因素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分析；第二，深入探讨了央行沟通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改进央行沟通指数的构建，并对口头沟通的度量较已有研究仅采用工具变量不考虑沟通内容更准确。 　　三、通胀预期的量化 　　选取中国人民银行的《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系统》的数据，区间为2001Q2-2015Q1，采用采用Carlson Parkin（1975）提出的概率法（C-P法）计算通胀预期[6]，如图1所示。 　　四、央行沟通的度量 　　本文仅关注央行沟通中定义较明确、发生频率较高的信号，如央行定期发布的报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讲话或采访等。因此以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为文字信息提取源，构建我国央行书面沟通指数测度书面沟通；而我国央行行长承担主要沟通任务，口头沟通的度量通过对央行行长讲话及采访内容分类赋值进行。 　　（一）央行书面沟通指数的构建 　　本文采用2001Q2-2015Q1共56期《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作为文字信息提取源，并参照Heineman Ulrich（2007）提出的测度方法构造中国央行书面沟通指数[7]。 　　卞志村等（2012）提取了“通胀”、“通缩”、“不确定性”等8个措辞类型，林建浩等（2015）进一步扩大措辞提取范围，共提取“通胀”、“物价稳定”、“通缩”、“不确定性”等19个措辞类型[8]，本文借鉴这一做法，同时考虑到“政策稳健”在报告中出现频繁，增加“政策稳健”措辞，形成20个措辞大类，将所有表达相似信息的具体措辞等价计数在同一措辞大类中，最终选取“通胀”、“通缩”、“政策宽松”、“政策从紧”、“上调利率”、“下调利率”、“流动性偏多”、“流动性充足”、“信贷扩充过快”、“信贷增速回落”10类措辞严格满足单调性和显著性的要求，可以作为最终构造沟通指数的措辞。该结果与林建浩等（2015）的结果相比，增加了4类措辞，而该4类措辞在林建浩等的后文中通过分析也进入了沟通指数的构建，说明本文对措辞的分析比较准确，构造的央行书面沟通指数将能更全面地反映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信息披露。 　　构建央行书面沟通指数： 　　其中，WIt为央行书面沟通指数，nobs（xi，t）是措辞i在t期的出现频率；meanobs（xi）是措辞i在各期出现频率的均值；stdv（xi）是措辞i在各期出现频率的标准差；sign（xi）为措辞i的符号，表明该措辞披露信息的方向性，比如“通缩”、“下调利率”等在宽松期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紧缩期的措辞取正号，反之取负；η2（xi）是措辞i的权重，以各措辞在不同货币时期的组间离差平方与总离差平方和之比作为该措辞权重。可以看出，央行书面沟通指数越高，央行的货币政策宽松倾向越强烈，披露的通胀预期越低。得到2001Q1-2014Q4的央行书面沟通指数（WI）如图2，改变措辞类型权重、改变措辞对指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本文构建的央行书面沟通指数具有稳健性，后续研究可建立在该指数的基础上。 　　（二）口头沟通的度量 　　借鉴冀志斌（2011）的做法，对沟通事件按照货币政策取向进行分类并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