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银行生活记事（1937～1941）（之二）.docVIP

战时银行生活记事（1937～1941）（之二） 　　撤退 　　战争的烽火燃起之后，经营货币的银行业势必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形下，有组织地撤退，以寻找更为安全的地带继续营业，是各家银行的必然选择。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事实上，当时迁都的手续已办得快要就绪了。南京的老百姓知道得都很清楚，此时更加慌张起来，日机光顾的次数也渐渐增多，每天至少有五六次，紧急警报和解除警报交杂着不停地响起，益发增添了紧张的气氛。 　　在这时候，南京当地的银行同业觉得也不能久留了，便会集了各行经理，商讨办法，结果决定由各行联合向太古洋行包定轮船一艘，在一个月期内，经常停候江边，升火待发，以便随时可以启碇，直驶汉口。中、中、交、农四家法币行，因为与商业银行处境不同，便未采取一致行动，另外包定了一艘船，守候在江边。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的吴申淇回忆说：“实际上，我们商业银行的行动，是紧紧地跟随着四行之后的，四行哪一天离开南京，我们也就哪一天跟着走，四行照常营业一天，我们也照常开一天门；不过到最后几天，存户既差不多已经快要逃光，警报又连续不断地阻碍着我们的营业，所以实在仅徒有其名而已。”业务既渐见清淡，大部分无事的同仁便提前分批，带着账簿、文件先行上船，仅留少数同仁，在行办事，以便临时走避时不致匆忙失误。至于一部分重要文件，如抵押品契约之类，则早已在旬日前，另派专人送往汉行妥为寄存了。 　　吴申淇是第二批上船的，等他上船，在船上的同仁，连他一共已有8人了。别家同仁上船的也已很多，大家等待最后一批同仁上船之后，船便可以开行了。“我们在船上糊里糊涂过了三四天，终于最后一批同仁带着少数行李上船了，我们的船，终于在一个黑暗的夜晚，静悄悄地离开了南京。”――这时辰，是1937年11月27日晚上8时半。 　　这条“湘潭”轮是很小的一艘船，而且“资格”太老，全南京21家商业银行的同仁大部分集中于此，一共有400多人，把船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挤满了。事前承办船票的中国旅行社，为了保持秩序，预先按各行人数多寡，指定铺位，大部分经副理和高级职员集中于“大菜间”，其余的，或是房舱或是统舱。可是船小人多，统舱的铺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于是有一小部分人便只得睡到货舱里或甲板上去。吴申淇便是其中的一个。 　　船上的生活是相当苦闷的，幸而有些同仁事先带了一些酒来，借以消消闲，也可以说是解解愁。“酒后，随我们喜欢，找一个对手著一局棋，聚拢来谈一阵天，或是独个儿唱一支歌，发泄发泄胸中的闷气。”船上的饭菜还不算很糟，价钱可奇贵，每餐竟高至一元。幸而是包了这个船的，否则统舱里一张铺位便要卖五六块钱，“要不然，便得受使役们的气，被关在更糟的一个没有铺位的统舱里，甚或被逐在船舷上饱餐冷风，这便是水上的人情世故。” 　　结束了三日四夜的水上生活，到了汉口。该行汉口分行让出两间屋子，白天办公，晚上就做宿舍。头几天，睡的是地铺，后来才有一张棕绷、两只木凳搭成的简单床架；“然而不管是床也好，地铺也好，在受过水上生活的我们看来，总觉非常舒服而幸福。”南京分行到汉口并没有登广告，却有许多存户知道行踪，有很多人前来要求提取存款，吴申淇他们都按章照付，有些是来挂失止付的，也按章办理，此外，内部账目也亟待整理，所以尽管有十几个人，倒并不见得怎样空闲。同仁们渐渐地习惯了喝酒，“除了喝酒之外，好像没有兴奋的东西。假如硬要找一件兴奋的东西，那只有终日翱翔天空的俄国飞机了。” 　　在汉口停留了三个星期，奉到总行之命，大部分同事将由粤汉路转道香港赴沪，他们花了好几天功夫，把各账目余额表抄齐了，利息也结好了，同大陆银行分包了一节三等卧车，于12月21日的晨光曦微中，再次踏上征程。在武昌总站候车南行的旅客，拥挤异常，一大半恐怕是往长沙、衡阳的，因为那边比较安全，许多机关也新近集中在那里。他们这一节车子是包定了的，每人一个铺位，不受外界影响。此行同伴很多，在车上过了三日夜，倒并不觉得十分寂寞。“我们第一天吃的喝的，全是自己带来的，因为行前恐怕车上没有饭水供给，特地备了许多干粮和装满了水的水瓶。其实，车上不但有水供给，而且挂着一节餐车，这真是出乎意外的好运气！” 　　经过长沙、衡阳等地，刚到广州，就有空袭警报来“迎接”，他们不免有些着慌，而一般市民竟若无其事：做买卖的还是做买卖，走路的还是熙来攘往，丝毫没有慌张之色。空袭警报在他们看来已成为家常便饭。在广州住了四天。接着，在香港，出乎意料地又滞留了十多天，他们看来一到那里便买好了往上海的船票，可是一再延误，直到1938年1月8日，船才从安南开抵此间，“每天在欲行又止中，感到非常的焦灼与不耐，偶或出去跑跑，亦觉无甚兴味。”1月10日，吴申淇作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海航，船身吨量较小，经不起波涛汹涌，颠簸得很厉害。“全船旅客，晕的晕，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