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与发展重点选择－－成思危.doc

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与发展重点选择 成思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北京100083) 管理是指管理者在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下，设法运用人力、物资、设备、信息等各类资源，来达到预定目标的各种活动和全部过程。管理是生产力中的软件，只有通过管理才能将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素合理地组织起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只有通过管理才能将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管理既有科学的规律可循，又有艺术的运用之妙。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过程中的带有普遍性的客观规律的科学，例如严密计划、定量计算、全面评价、优化决策等；但在具体管理活动中除了需要运用管理科学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求管理者发挥随机应变、周密算计、经验判断、当机立断等能力来具体地解决带有个性的具体问题。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管理科学的重要性，又要认识到管理科学的局限性。 管理科学家的职责是探寻管理的科学规律，以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达到其目标，但其本身并不一定是优秀的管理者，正如伟大的文学家多半不是文学系的毕业生，而奥林匹克冠军绝对不是体育科学家。因此，社会各界对管理科学家的期望应当恰如其分，也不应随便给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戴上管理科学家的桂冠。 管理科学的局限性还在于它难以精确地分析和判断人的行为，特别是一些非理性行为，以及非制度因素的影响；也难以精确地预测环境的变化。因此，管理科学虽然能提供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但由于受环境和人的制约，并不能保证管理的成功。何况管理科学家只是支持管理者的决策，并不能代替管理者决策。这一方面是因为管理科学家往往受到知识、经验、时间、环境等方面的限制，很难保证其研究结论完全正确；另一方面则由于管理者在视野、价值观、风险性判断等方面与管理科学家有所不同，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管理者完全按照管理科学家的意见进行决策。由此可见，在决策过程中最终还要依靠管理者的智慧、胆识、决心和魄力。 我国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哲学、文学与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过辉煌的时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长期与外部世界联系不多，特别是清朝在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厉行闭关锁国政策，丧失了吸收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后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包括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机遇。鸦片战争之后虽然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但由于长期的外侮内患，并没有对西方进行过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管理科学方面，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忽视和轻视，直到80年代初才开始将学习西方管理科学和培养管理人员的任务提上日程。 面临21世纪的挑战，发展管理科学更是当务之急。本文拟根据笔者组织领导并从事管理科学研究的点滴体会，对我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及发展重点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 中国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 当19世纪末期管理科学形成独立学科时，泰罗(FredrickW。Taylor)等人强调的是科学管理，其中心是以科学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雇主的低成本要求与工人的高工资要求之间的平衡。而梅奥(EltonMayo)等人则着重于研究人的本性和需要，行为的动机，尤其是生产中的人际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种管理学派纷纷涌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据孔茨(HaroldKoontz)的归纳，到1980年时已有11个学派，其中主要有社会系统学派(BarnardC。I。等人)、决策理论学派(SimonH。A。等人)、系统管理学派(JohnsonR。A。等人)、经验主义学派(DruckerP。等人)、权变理论学派(KastF。E。等人)、管理过程学派(MooneyJ。D。等人)、管理科学学派(BuffaE。S。等人)等。这些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系统，但彼此之间也有交叉，例如KastF。E。既属于系统管理学派，又属于权变理论学派。如果再考虑到欧洲和日本的管理科学家的观点，可以认为目前国际管理科学界对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并未取得比较一致的共识。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这一段时期内，管理科学的发展重点在于运用数量分析方法来提高决策的精确度和管理的效率，管理科学几乎成了系统工程、运筹学的同义语。80年代以来，由于在管理实践中日益重视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因素和人与组织的作用，以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促使管理科学研究的重点转向组织行为和权变理论，更加重视战略管理，从而使管理科学由运筹学等狭义的范畴(ManagementScience)扩大至广义的范畴(ManagementSciences)。 由于管理科学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直到几年前才被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来对待，再加上管理科学本身又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特点，故我国学术界在其学科范围和发展重点选择上也存在着较多的意见分歧。 笔者在应聘就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后，曾提出了中国管理科学“三个基础，三个层次及三个领域”的学科结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