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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賦時期 “賦”在漢朝學者的看法，認為它是詩的別類，且是由“詩”這主流系統所延伸而出的支流，所以仍是將它歸屬於詩歌的系統中。 漢賦時期 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賦者，古詩之流也。 」又說：「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 →班固在此即表示“賦”是淵源於詩，並認為賦的價值僅次於雅頌的作品，此意謂漢人心目中，“賦”是和古詩放在同一範疇內去作評價的，漢賦儼然是源於古詩、銜接詩歌系統而來的漢代新詩體。 漢賦時期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中說道：「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又說：「春秋列國朝聘，賓客多賦詩言志，蓋隨時口誦，不待樂也。」 →賦一開始，便是詩歌的體制，若要嚴格區分其與詩之分別，則淵源於賦詩之賦，亦說明了賦是不需弦而歌之，是可隨時口誦、不歌而誦的詩，而不若早期的詩幾乎都是歌唱的。 漢賦時期 齊梁劉勰由詩六義的立足點出發，他認為賦是從六義中延伸出來的分枝或別派，所以說賦是“六義附庸，蔚成大國”，文學表現主要在於描寫物象、繪畫事物形貌，又說賦的特質在於文采華麗豐富，內容廣闊而不狹隘，風格趨於豔麗正則。 →不論是在漢人或南朝人的心中，“賦”作為一個文體而言，它始終是與“詩”緊密相依的，二者關係之深，主要在於賦原本即是詩歌之體製。 漢賦時期 清代劉熙載於《藝概?賦概》中，對於“賦”與“詩”的關係，亦說： 「詩為賦心，賦為詩體。詩言持，賦言鋪，持約而鋪博也。古詩人本合二義為一，至西漢以來，詩賦始各有專家。」 「賦起於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斯於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 「樂章無非詩，詩不皆樂；賦無非詩，詩不皆賦。故樂章，詩之宮商者也；賦，詩之鋪張者也。」 漢樂府時期 漢初詩壇仍是詩經體與楚辭體的沿襲，至武帝時代，在掌管雅樂的太樂官署之外，另外創立了樂府官署。前者所掌管者唯宗廟的祭祀和貴族的樂章，後者則是負責蒐集民間詩歌和樂譜，來配樂歌唱。後人把樂府用過的詩歌和文人模擬的作品，統稱為「樂府詩」。 漢樂府時期 宋人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輯錄上自古謠辭，千至唐五代的新樂府辭，合共一百卷，是搜集樂府詩最完備的書之一。其中漢樂府大約四十多篇。“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是漢樂府內容的特點。 《古詩十九首》 文人學習寫作五言詩是從漢代開始的。 東漢後期一些無名氏所寫的五言詩，後來有十九首被收入《昭明文選》，題作《古詩十九首》。這些詩代表了東漢文人五言詩的藝術水平，也代表了中國五言詩的成熟，劉勰稱之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龍．明詩》﹞。 《古詩十九首》的內容主要是反映漢末社會動亂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它繼承了《詩經》以來現實主義的傳統，在表現手法上，吸取了漢樂府民歌的營養。  古詩十九首與漢代樂府的五言歌辭相比 單就詩體形式而言，並無本質的區別。 在手法上，樂府民歌較重敘事以見情，多鋪敘，古詩十九首側重抒情，以情融事。 在結構上，樂府民歌一般以事情自身的發展順序為線索，古詩十九首中的作品多按感情的起伏節奏為主線。 語言方面，後世評論樂府民歌是：質而不鄙，淺而能深，近而能遠。論古詩十九首是：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譽之為“秀才說家常話”。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不同於樂府民歌多來自勞動人民，而是 具有相當文化素質的下層文人。 建安風骨 漢獻帝最後的一個年號叫作“建安”，當時實際掌握政權的是曹操，建安年代及在這稍前和稍後一段時期內的文學，一般統稱為“建安文學”。 當時的人開始認識到文學有它自身的價值與獨立的地位。魯迅先生說：這是“文學的自覺時代”。 建安風骨所指的文學風貌主要是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建安時代的作家，擺脫了儒學的束縛，注意作品的抒情性及講究用辭和文采，再加之處在戰亂的年代，思想感情更常常是表現得慷慨激昂及具有一股明朗剛健的風格。 建安時期：五言詩獲得重大發展的時代 建安時代的北方文學，其作家基本集中在曹氏父子周圍。以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最負盛名，尤其以曹植的成就為最大。 進步之處：句法更加整齊，組織更加嚴謹，也注意到字句的美化、對偶句的運用。 代表作家：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賢、陶淵明、謝靈運。 代表作品：薤露行、萬里行、七哀詩、步出夏門行、短歌行及阮籍八十餘首《詠懷詩》等。 七言詩時期 七言詩的興起與五言詩在時間上差不多，文人作七言詩，一般認為以張衡的四愁詩為最早。 七言詩的正式確立，是曹丕的兩首燕歌行，此後，七言詩的創作曾沉寂了二百年左右，直到南朝劉宋鮑照的〈行路難〉十八首，全力經營，在形式與內容上寫下新的風貌，爾後七言詩才漸漸盛行 。 東晉時期 東晉時期最有成就的詩人是陶淵明(公元365一427年)。他的詩的內容可以分成田園詩和詠懷詩兩類。田園詩是陶淵明的獨創，其詩歌內容包括：農村的恬美靜穆和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歌詠勞動以及在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