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法」的当代意义.docVIP

「六法」的当代意义 　　南朝谢赫“六法”是传统中国画的根本大法，它不仅是鉴赏绘画的标准，而且是认识、学习中国画最重要、最概括的方法。但在当代制作盛行、注重视觉效果、动言改造国画、向国际化看齐的时代里，用“六法”来要求国画的声音却颇为寂寥。那么，当代国画能否继续用“六法”作为评判的标准？“六法”中有哪些层面是中国画不能抛弃的精神特质和必须坚守的传统底线？有哪些层面是可以因时而变、融会贯通以期更具生机呢？ “气韵生动”是“六法”中提纲挈领的总法则，关乎立意造境、风格面貌，是绘画之精神指向，决定其它五法的格调高下、神居何所，同时，也是其它五法综合显现的最终结果。宣和画谱中云：“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 ”夺造化而移精神是中国画独有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它强调了遗貌而取神，这是在老庄玄学思想观照下的艺术之“道”。老庄玄学在魏晋六朝的盛行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绘画和绘画理论，成为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的一个重要精神渊源。而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亦即重视写意精神的反映，写意特质使中国画与追求形似、注重科学的透视、光影、结构关系的以写实为特点的西方绘画拉开了距离。 同西方用笔触、油彩做为塑造形象的手段不同，中国画笔墨具有超越形象之外的独立的审美价值，既便在画面上并非以造型为目的之笔墨符号，其价值也不等于零。“笔性”是中国画笔墨基因中的重中之重，用笔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画线条，用笔的形态是外在结构，笔性是内在性情，画家因个体的修养不同而使笔墨展现出不同的面貌风格，这是中国画独到的笔墨技巧。有别于西方绘画将外在的视觉性因素放在首位的表现方法。 因此“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是中国画必须坚守的根本法则。 “六法”中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是中国画形式规律中的造型、色彩和构图这三大要素。这三个要素类似于“结体”的因素，作为图式的外在构成，中国画这些有意味的形式随着时空转换，风尚累迁而不断的变化发展。譬如人物造型，在明代士夫文人画审美仍占主流的时风下，陈老莲的仕女高古飘逸。到了清代，都市商品经济发达，为了适应市民的俗赏口味，任伯年笔下的仕女则青春亮丽、眉目传情、充满时尚和性感同样，“随类赋彩”的转变亦很明显，大唐强盛、气象宽广、 兼收并蓄，用色富丽堂皇、五彩斑斓。宋元以降，文风毓秀，崇尚野逸，则水墨一任发扬，达至极则。至于“经营位置”，以花鸟画为例，五代两宋的花鸟画构图除了折枝花这一中国花鸟画独具的构图方式外，还有如崔白《双喜图》、徐熙《雪竹图》这样的全景式构图。明清之际的折枝花构图继承了宋代的传统程式而向长卷、立轴过度。而伴随着这种构图成为主流，全景式构图逐渐没落。应该说，在造型、色彩、构图等方面的生发演变、推陈出新是中国画生生不息的重要动力。 近现代以来，中国画的发展是在不断怀疑甚至试图颠覆传统的指向下进行的，种种思潮对于国画无论在思想认识、价值取向还是在观念技法、形式面貌上都产生了诸多影响，出现了种种变异。而作为绘画语言的表达途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和“经营位置”所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最直接。中国画媒介材质、绘画手法的外缘日趋模糊、扩大化，中国画独有的图式语言的表现能力又在萎缩、弱化。当然，西方造型观念是可以和中国画造型语言达到某种默契而产生互补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西方造型观念同中国写意笔墨的融合空间到底有多大，如何取舍中西，这首先应契合中国画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在这一前提下决定哪些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哪些无益于中国画发展。一幅画也许造型是准确的、色彩是丰富的、构图是科学的、画面是精彩的，但好画不等于好中国画，泯灭了中国画特质的观念和技法只会引起观念的混乱和面貌的异化。 “传移摹写”从本意上讲是学习的方法和途径，和“气韵生动”、“骨法用笔”一样为中国画独具之法则，在西方绘画中没有与之对应的理论，这同中国画固有的形式特点有关。中国画注重继承传统，有稳定的程式化语言，注重图式符号的摆布运用。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笔墨规律，这个规律应合了画家心中的自然物象，同时也是图式构成的依托。若要突破图式则先要改变笔墨结构，笔墨不能改变则图极难超越。临摹的好处就在于对固有图式的借鉴取用，研究古人笔墨的内在神韵、外在形态，积累经验以图创新。但仅凭此类笔墨的推演以图创造新风格又会走向极端，即疏离造化、言之无物。美国学者高居翰研究董其昌认为“在董其昌的画中所使用的树石山云的程式和空间程式，改造甚至取代了对直接经验的依托，更多地依靠视觉符号的强烈斗争及其运行的过程”。这说明摆布抽象的笔墨符号将笔墨和造化变成了矛盾的双方，受董其昌的影响的清代四王山水画是笔墨的集大成者却枯燥无味，是“传移摹写”被滥用的典型实例。 讨论“六法”的当代意义是在当下传统精神意象丧失、技法无所不用其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