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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之法实践论的几点思考 　　摘 要：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法的实践论占了很大的部分，甚至是最为现实性的一个部分，在当今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的法的实践论加深理解，对于法律运作的各个阶段的工作都无不裨益。本文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法的实践论进行了几点个人思考，对于“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法律实践与法律理论的关系”以及法律实践本身的目的性等问题作出了的自己的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法实践论 　　一、法律实践 　　（1）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的法律实践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的法律实践，跟其他社会实践一样都具有客观现实性、主体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既属于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范围，也有目的要素（按统治阶级或社会主体的共同意志、意愿进行），并凭借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手段（各种政法机构和设施）。即把主体的法律意识转化为现实社会所要求的法律规范，以及执行、维护和遵守这些规范，以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全部活动。 　　（2）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始终都与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正相关关系，消极意义上的行为，诸如“违约行为”、“侵权行为”等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等在价值评价上体现为消极意义和负面的“法律现象”通常是不为法律实践的内涵所包含的，因为法律实践的特点之一就是以法律作为观念和思想基础的活动，也是以法律为规范前提的活动，当然也是主体在自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的支配下，自主进行或参与进行的合法的社会活动。 　　我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是不包括非法行为的，其根源也正是在于此。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法律实践语境中，是容不下“杀人”、“盗窃”、“欺诈”等的法律实践的。 　　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的法律实践与法律理论 　　从马克思法哲学的角度看来法律实践和法律理论的关系，首先想到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源自实践，又对实践做出指导。在中国法学界和法律界，一般都认为法律理论就是对法律产生、存在和发展规律的揭示，而法律实践就是对具体法律理论的直接应用和使用，目的在于产生出被应用的法律理论所预期的现实结果。而实际上，从马克思法哲学的角度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关系实际上并非法律理论直接应用到现实法律实践中从而产生法律理论预期结果这样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为相当复杂的现实外观。 　　笔者认为，法律实践和法律理论的关系，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法律实践能够囊括法律理论所不能涵盖的部分。体现为法律的实践合理性与法律实质合理性以及法律形式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法的实践合理性，是指法律运作过程中的合理性，它将法的活动的手段与目的、活动与结果、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最终实现了从法的理念到法律规范再到法律实践的转化。笔者赞同周世中的观点，即“法的实践合理性是法的实质合理与形式合理的融合”。 　　三、对于法律实践目的性的理解 　　马克思法哲学认为，法律实践是有目的的理性活动。为了达到法律实践的目的，法律实践活动的全部过程和所有环节的展开都伴随着法律实践理性和法律实践智慧的世纪作用，体现为一种通过通过妥协而达成的合意的过程。 　　另马克思法哲学认为，法律实践在整体上是非逻辑的社会活动。笔者认为，首先，该论断与过去我们所认为的法律工作者所应具备的超强逻辑思维是不同的。原因是，法律实践始终以具体的预期效果为结果追求，法律实践主体对有关具体法律实践展开的综合背景、社会条件等因素的考量是否全面、准确、合理、可靠，是具体的法律实践活动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尽管在对具体法律实践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和方面的考量中，法律实践主体必须注重其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但在具体法律实践及其操作实施方案的实际运用中却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独立逻辑来规范这个整体性的法律实践活动。笔者认为，理论上之所以出现这种和法律实践中我们所认为的不同结论，是思考角度的不同所导致的，马克思法哲学理论中的关于法律实践的这种非逻辑性判断是从整体性来观察的，在法律实践的整个发展过程和发展体系上来看，法律实践的非逻辑性要明显高于其在细节上的逻辑性特征。其次，该“非逻辑性”与法律实践的目的理性并不矛盾。 　　对于实践的理解，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实践一词的含义在思想史上同样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的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亚里士多德内省式的，即行为人立足于自我反省和沉思，确定自己所应从事和选择的正当行为；一种是外扩式的，即根据行为人向外发展的目的，将实践理解为行为人达到特定目的所选择的工具行为。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法律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的法律实践中的表述有所不同。后者认为法律实践是由目的性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法律实践本身就是目的本身；而前者所认为的法律实践则是法律实践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