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铁宏：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任重道远.docVIP

冯铁宏：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任重道远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投入越来越高，政策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这直接推动国内文化遗产保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近年来，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取得很大进步。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和专业技术相对还较为薄弱，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专业人才的缺乏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日，《今日中国》杂志采访了中国中建设计集团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冯铁宏，与其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产业化发展等问题交流了几点看法。 　　《今日中国》：在您看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哪些因素助力？ 　　冯铁宏：首先，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可以发挥的作用非常大。由于我们的管理很多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始终在诸多领域发挥着引领作用。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投入越来越高，政策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这直接推动国内文化遗产保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因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向前发展，依然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 　　其次，是需要大量诸如我们这样的研究、咨询、设计等专业机构，需要分别具备建筑、城市规划、考古、历史、地理、材料、岩土等等专业素养的人携起手来一起推动这项工作。因为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社会性和专业性都非常强的事业，而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中国的文化遗产类型非常丰富，如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壁画等，不同遗产类型的保护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来做。我们国家文化遗产类型多、数量大，但遗憾的是，具备相应专业素质要求的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还太少。为此，政府、高校等正在努力，国家文物局也组织了很多专业培训活动。 　　第三是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中国从南到北、自沿海到内陆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中也能感受到文化素质的高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强弱存在差距。当然，这并不是说偏远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做得一定不如沿海地区好，反而有些沿海或中心城市因为急于开发、紧盯经济效益，对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中国的文化遗产分布在全国各地，遍布各个角落，而且不断有新的文化遗产被发现。因此，政府和相关机构很难对其实施及时全面的监管，这就要求公众具备较高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并广泛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第四是媒体的宣传引领。媒体直接面向大众，如果能有所侧重地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宣传和介绍，包括对这项工作的意义、技术手段、如何推进等进行介绍，宣传保护利用工作中的正确做法，同时指出并纠正错误做法，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是加强交流与合作。包括国内各地区同行之间的交流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现在我们相较之前已经有了更多的交流，但与中国这么丰富并且还不断有新发现的文化遗产资源相比，交流还需继续推进。当前，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经有不少像《威尼斯宪章》一样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的国际性准则，但是各国之间观点不一致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比如说，东西方建筑和文化是有差异的，古代西方建筑多为砖石结构，可以久经风雨，东方建筑则多土木结构，常需翻修维护，这造成了东西方对文物建筑保护真实性认识的差异。东西方都认可“一个文物只有真实才有文化遗产价值”的观点，但西方人最初认为文物建筑应尽可能少干预，如罗马斗兽场就保留了残垣断壁的状态；东方人则认为对古建筑的岁修就是我们的传统，不能被认为是损害了古建筑的真实性。历史上，日本的伊势神宫依照造替制度，每隔20年要把神宫完全重建一次，这符不符合真实性原则，曾引发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热烈讨论。后来，国际同行齐聚日本，经过认真研讨，通过了《奈良真实性文件》，重新定义了文物保护的“真实性”原则。国际交流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尊重中国，认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而这种认同，才是真正的认同。 　　《今日中国》：在您看来，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何在？ 　　冯铁宏：文化遗产是各地区的宝贵资源。首先它可以增进老百姓对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的认同。结合我们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来看，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上广深”对人才的吸引力远大于其他一些城市。相对应的现象是：我们的许多村庄空了。这些村庄以后怎么办？这显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而在这方面，我认为文化遗产是有作为空间的：保护好、利用好各地方的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老百姓对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的认同感，能让他们因生活在那里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能激励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做出“新文章”来，推动地方产业发展，进而带动当地就业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我们许多大城市如今已经不堪重负，这对解决大城市病也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让西方社会更多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上去了，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认识很多却是片面的。我们不应该只输出经济，还应有文化。如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已经有很多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