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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温情交织：《我的特工爷爷》的社会学解读 　　《我的特工爷爷》是洪金宝自1995年以来时隔20年后再次执导的电影，由洪金宝本人、刘德华、朱雨辰、冯嘉怡联合主演的动作片。影片于2016年4月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故事背景设定在位于中俄边境的乡村小镇上，讲述了退休军官老丁为营救小女孩春花的父亲无意卷入了俄罗斯黑帮团伙的争斗中的故事。 　　一、 以剧情冲突呈现社会问题 　　这部电影主要反映了四个社会学问题，按照我们的熟悉程度，可作如下排序：基础教育、婚姻、老年化、犯罪。而按照情节表现力来排序，上述顺序却恰恰颠倒。一部不到100分钟的电影，洪金宝讲了一个平凡却心酸的故事。这个故事看似平铺直叙，但多处插入细节以增强剧情的戏剧性和完整性，其如何发生应当定格在高潮前夕。 　　在故事接近高潮时，丁虎的独白解释了故事如何发生：兰州大练兵的冠军调入北京后与“走资派”的女儿结婚（“走资派”由此可少挨批斗），一场没有感情的婚姻成为定局，丁虎丢失外孙女的悲剧也正在酝酿――丁虎退休后独自一人搬到中俄边界，认识了“我”李春花。高潮中的动作画面自然展示了中国武术的极致魅力，同时人物的出场顺序也格外值得观众回味――老丁、崔集团、黑手党、中方警察、崔集团叛徒。老丁自然是为救“孙女”而下定单枪匹马智闯贼穴的决心，这既有无奈，又包含着必然。而崔集团在数钱的欢愉中马上就迎来一场腥风血雨。随之，体力已臻“强弩之末”的老丁在自卫的情境中，凭借多年的军人经验巧妙地徒手毙命三个持刀俄国壮汉。最后，崔集团的两名叛徒使用非常原始的暴力工具――锤子，激愤地报复了不仁不义的崔宗宪。这样的安排似乎最有张力，等待英雄PK群贼的观众也习以为常，好像这些角色的出场顺序稍稍改变都不合常理。而影片中反映出的“犯罪”问题是最易为观众识别的社会学标签。 　　这场“犯罪”可以视为三个家庭组织与两个社会组织的较量，其中一个家庭组织与中国警方有关。崔集团与黑手党其实都是过着亡命天涯、朝不保夕的生活，是社会病态的显征；另外三个家庭组织同时却是社会非常态的隐征。老丁有着不同寻常的生命经历，但为什么丢失亲外孙女的事情偏偏发生在这个“特工”身上？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逻辑推测，这与丁虎与“走资派”女儿的悲剧婚姻有着极大的关系，丁虎的妻子在剧中以“无”的形式存在是极为高明的手法。倘若没有弄丢外孙女，老丁也不会与女儿隔阂而独居异乡。李政久一家是较为病态的家庭组织，一个务实赌博的男人，一个风流招枝的女人，一个缺少关爱的孩子，我们能期盼这个家庭给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正能量？朴仙女的家庭也稍有问题，没有第三代，她已经有了某人遗孀的身份。这三个家庭组织与两个社会组织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是李政久的赌、偷、反、亡。这一角色太具悲情色彩了，但是一个赌徒就该死吗？这似乎没有必然的天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句最普通的民谚可以普释古今中外最基本的伦理悲剧。老丁、李政久、朴仙女代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失败婚姻，这或许也是老年化主题下的弦外之音。 　　元家班的动作片本身是一个时代精武风气的名片，徐克执导的中国版“人鬼情未了”《倩女幽魂》和《黄飞鸿》系列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但当元家班、徐克都以老年的姿态出现于银幕上时，我国老年化的问题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同时就更具有了警示意义。剧中老丁在物质上并不贫穷，但心理问题却成为一个顽疾、一个硬伤――无人陪伴、没有快乐、明天似乎毫无幸福的可能性。这个突出的矛盾使电影老年化问题的重要程度超过了婚姻问题。 　　本剧仿佛是一个没有女主演的电影，而剧中的小女孩戏份比重揭示了电影要反映的基础教育问题。假如没有丁虎这个角色，正义需要谁来率先申张？春花又需要谁来保护？我们不得不做一个最恶意的假设：没有“特工爷爷”，春花难逃成为一个问题少女、问题女青年和问题老年女性。毫无疑问，这部电影的主色调是温情，其喜剧手段弱化了暴力的破坏性。在老丁与春花钓鱼的场景中，聪明的观众不难发觉：老年人需要孩子的天真与陪伴，孩子需要老年人的经验与呵护。所以这部电影可以视为我国的教育、老年化、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点破了走好这盘棋的“天眼”――基础教育。 　　二、 核心台词对自我价值的质问 　　这个故事为什么是“平凡而心酸”的呢？西欧老年人去世的年龄基本会在80岁以上，而我国却仍处于70岁这个水平；按照现代医学的标准，老人在85岁以后记忆力大大退化的可能性很大，而70岁并不意味着“痴呆”。老丁是个平凡的长者，即使他身怀绝技。当他面对要取他性命的金四、俄国壮汉时，眼神不再有《叶问2》中洪师傅那种处处争强争胜的杀气，而是怀有畏惧――勇敢不代表不紧张，可是求生的信念却不能伪装。这种既有三分胆怯却有七分反抗的眼神透露着一个疑问，一个中国老年人对中国社会的疑问（老丁不会用录音笔，不太喜欢北京的环境，对自己是否值得被爱怀有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