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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优化配置模型 　　关键词跨界流域水资源冲突；政府强互惠；分散优化；一级水权配置；漳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C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148-10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19 　　我国被联合国列为贫水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水体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更加剧了水资源供求失衡的状况。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强化了用水个体、组织及地方政府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水资源准公共物品的属性，经济主体按照自利原则的用水决策行为，导致了水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日益短缺的水资源所呈现出的“拥挤效应”，使得经济主体之间的用水行为和利益产生巨大冲突，在我国的跨界流域已成为区域性的社会治理难题[1]。 　　解决水资源冲突的根本途径在于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开源节流，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水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水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的核心是水权制度改革[2]。我国具有多层次的水权制度。一级水权，又称为初始水权。一级水权的界定，是二级水权交易的基础，同时，在水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又是解决水资源分配冲突的必要条件。水权建设必须在水量分配的基础上，建立水量分配方案实施的制度和能力保障，构建水量分配的权力边界，实现水量分配由“量”到“权”的转化[3]。目前流域一级水权的配置仍普遍采用集中配置模式。一级水权配置问题往往涉及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世界范围内流域普遍价值观认为应该将公平放在第一位，在公平的基础上达到效益最优化，并且通过建立各种集中优化模型，得出理想的自上而下的配置方案。薛川燕等[4]回顾了世界范围内跨界流域水资源配置成功案例，它们多分布于欧美发达国家，原因在于这些地区之间文化差异较小，法律相对完善，并且水利工程技术水平较高，且大多处于平原地区，来水较为充裕。所以通过软件和硬件的相互配合，流域管理机构的集中配置模式得到很好的实施。 　　但是，在我国的跨界流域，如塔里木河流域[3]、石羊河流域[5]、黄河流域[6]、漳河流域等，水资源集中配置方案却大都遭遇到施行的困境而变得无效率。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集中配置方案需要相应的硬件支撑，而很多流域水利设施老旧，工程技术水平难以跟上；集中配置方案是自上而下的，这就要求流域管理机构具有绝对的权威使用水主体服从分配；集中配置方案往往通过对过去水文资料的分析预测未来年份的来水情况，但是由于自然因素的不可控性，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误差，导致原有的配置方案不合时宜。总之，跨界水资源遭遇“公地的悲剧”原因复杂，除了流域地理边界与行政边界不重合、流域统一管理和区域分块管理相结合导致流域机构权威不足外，还包括产权不明晰、行政管理体制不畅、社会经济转型压力、法制不健全等错综复杂的因素，而集中配置方案因其过度理想化，在跨界流域中实施效率低下。 　　牛文娟等：政府强互惠激励下跨界流域一级水权分散优化配置模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自LeVay起，成员异质性及表征问题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7]，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的同质性经济人假设[8]。Durfee提出分散优化（Decentralized Optimization， DO）方法用于解决多智能体系统（MAS）中的智能体异质性问题[9]，因为集中优化方法很难处理多维模型，并且很难将来自统一管理机构的政策落实到独立运行的智能体中[10]。这些MAS问题如：汽轮机控制系统[11]；无人机制定[12]；电力系统管理[13]；水资源配置[14]。分散优化方法因其充分考虑主体的异质性，被证明能够有效地处理这类多主体的复杂系统问题[15]。Luenberger[16]提出的罚函数法为构建分散优化模型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式。Sylla[17]等将罚函数法用于构建以成本最小化或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分散优化模型来解决多水库调度问题。Inalha等[18]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罚函数的分散优化模型，应用于多机协调。Wallace等[19]提出了一种解决流域管理问题的分散或者分布式优化框架，将流域分成相互联系的，具有异质性的子系统，并为每个子系统定义目标函数。Yang等[20]在黄河流域水资源配置中运用分散优化方法，得出水权市场背景下各用水区主体的交易价格。 　　从解决思路上来说，分散优化思想对应于水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二者均是通过异质性主体的博弈达到最终的系统均衡。但是，文献[2]通过黑河流域“均水制”案例论证了自主治理理论不适用于我国大流域的水权初始分配，我国大区域或者大流域水权的初始分配需要依靠上级政府的力量而无法利用市场机制。奥斯特罗姆也指出，自主治理理论“主要着眼于小规模的公共地下水资源、渔场资源、森林资源等”[21]。经济学中著名的“公地悲剧”模型、“囚徒困境”模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