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名人书：一场大众娱乐的消费盛宴.docVIP

名人与名人书：一场大众娱乐的消费盛宴 　　一、引子 　　选题策划是出版社图书出版的重要环节，如果选题策划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强，那么根据选题策划而出版的图书的效益能够按照选题策划的预算如期完成。根据我国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这一条明确界定了包括图书出版在内的所有出版活动的基本精神。而现实是，在以企业经营为主要模式的出版单位中，往往经济效益是其存活的根本。没有经济效益做基础，何谈社会效益的发挥与保障。图书出版经营的残酷生存现实往往决定了图书出版单位在保障图书出版社会效益底线的基础上，最大化地追求经济效益。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下，也就催生了名人书的选题策划与图书出版。名人出书，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这一类图书出版的经济效益。而在社会效益上，则呈现为矛盾的复杂体：一方面，在其巨额销售码洋的基础上，这类图书广义上的社会效益得到最大化；另一方面，则需要深刻认识到，其最大化的社会效益则呈现出泡沫虚化的特征，也即在消费与娱乐并行的大众社会，名人的社会效益偏离既定的轨迹，陷入了大众消费的娱乐泥沼。也正因为如此，名人出书才渐渐淡出出版社图书选题策划的考虑视野，甚至成为特别需要谨慎对待的图书选题。鉴于此，对这一现象做出梳理与思考，倒是蛮有意思的话题。 　　二、以立言而不朽：货真价实的名人，不温不火的出版 　　深入探讨名人书，要首先对何谓名人有所知晓。诸多工具书都没有对这一概念做出严格意义上的界定。《辞海》将之解释为“著名的人，有名籍的人”。《辞海》的这一界定通俗易懂，与《现代汉语字典》的界定并无二致。而从外延来看，在这一简单概念界定的背后，则蕴含着丰富而多彩的样态特征。所谓名人，其实是一个价值判断，是从被接受者的角度入手，对某人的被接受度所做出的判断。据此，可以断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受到不同的文化发展思潮及审美价值取向的影响，名人表现出不同的存在样态。 　　根据最早文献记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人在时空中达致不朽的三个条件，只要居其一，便可不朽，也即便能够跨越时空而为众人所知。孔颖达分别对此注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因此，立德、立功、立言也变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实现人生跨越时空而不朽的奋斗目标。在这三者中，立德与立功的境界难求，不仅要成己，更要成人，成为当世言行于世的榜样与楷模，这两者往往是众多文人想实现而不得的境界，因为它们的实现，不仅需要主体自身的知识、修养与践行，更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立言往往成为众多文人的追求且能实现的目标。如葛洪《抱朴子?行品》：“?a锐藻以立言，辞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以至于汉代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以“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等来做类比激励自己著作《史记》：“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现，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言得其要，理足可传”道出了立言可行的两个条件：思想以及对思想的精美语言表达。于是后人因《史记》而知司马迁，因《离骚》而知屈原，因《长恨歌》而知白居易，因《赤壁赋》而知苏东坡。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后人是因其伟大的作品而知其人，明其事，洞察其时代，仰慕其人格。扩至世界其他文化传统，莫不如此。因此，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那些能够跨越时空而名于后世的，皆因其对人生、社会、历史等富有洞见的认知与思考；而这些认知与思考，皆因精美的文字（当然，除了文字之外，还有其他的媒介形式得以承载这些思想，或雕塑、建筑、绘画、书法，等等）而使得其深邃思想得以流传后世。可以说，这些名人，皆因立言而名于后世。 　　当然，除了那些因朗朗上口的作品而名于后世的文学家外，还有泣血写史的史学家，还有尝遍百草的药物学家，还有其他各个领域做出精深探索与思考的人。这些名家之中，有的因其作品精专而导致知名度涉及领域狭窄，有的则因其作品具有的普适性而使其知名度涉及领域宽广。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名人最大的特征是具有界域性，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均有因其卓越的成就而在该行业领域中被众人知晓的名人。但无论如何，这些以自身内在的思想及其精美语言呈现而名于世的真正意义上的名人，共同构成了我们厚重的文化传统。仅从出版形式而言，“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上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保持了读者与作者各自的独立存在，并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