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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的合作特征及演进趋势 　　摘要 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复杂，须要求流域各国进行有效合作。但合作特征因流域而有所差异。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协议能反映出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合作特征及发展趋势，因此，以跨界淡水资源争端数据库（TFDD）中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协议作为样本，对协议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从合作主体数量、合作目标专业性与合作模式层次等方面来揭示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合作广度、深度及紧密度的特征与演进趋势。研究表明，国际河流跨境防洪合作在广度、深度与紧密度等方面有值得关注的特征和发展趋势：①就合作广度而言，不同于国际河流水资源一般性合作的主要趋势，跨境洪灾防治以双边合作为主；②就合作深度而言，跨境洪灾防治合作的目标逐步明晰，专业性不断提升；③就合作紧密度而言，高度合作模式是跨境防洪合作的主流；界河流域国更倾向于高合作模式，跨界河流流域国则更多选择低合作模式。目前，我国国际河流跨境防洪合作特征与国际整体发展趋势相符，但应关注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国际河流防洪合作策略的差异。在东北地区，国际河流洪灾防治合作已成熟，应着眼于合作深度的强化。在西北地区，应重点防治融雪型、融雪叠加暴雨型洪水，同时，启动汛期流域联席会议或临时防洪小组，提高防洪合作的灵活性、应急性与协同性。在西南地区，应将合作目标定位于扶持下游国涉洪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探索多边高层次合作。尤其是在湄公河流域，明确不同合作机制的层次与功能，规范不同合作机制的范围与领域，合理控制合作广度，减少“机制拥堵”。 　　关键词 国际河流；防洪协议；内容分析；跨境洪灾 　　中图分类号 X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2-0078-07 　　洪水是目前最常见且频发的水灾害，已为各国普遍关注[1]。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陆地降水骤增，河川径流量上升，洪水危害日趋严重[2]。水道的连通性、水体的流动性、流域的系统性以及利害的相关性增加了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的协作难度，加之各流域国开发利用诉求的差异[3]，使流域国对跨境洪灾防治的态度难于趋同，削弱了防治合作的整体成效。 　　我国拥有110 多条国际河流，主要国际河流41条[4]。我国是多条重要国际河流的发源地，拥有对河流利用的天然控制权[5]。随着流域国对水安全更趋敏感，使跨界水资源问题具有政治、安全和战略意义[6]，易使国际河流洪灾跨境影响泛政治化。因此，各国对跨境防洪合作既积极推动，也谨慎实践。 　　流域国间所签署的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协议能集中反映利益相关国的合作意图、行为和努力方向[7]，因此，通过对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协议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的一般性合作特征与演进趋势，对于比较我国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合作特征并制定相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现状分析 　　流域国为维护流域各国社会经济利益，通过签订涉洪协议开展跨境洪灾防治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规定合作形式与内容，明确权利与责任。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合作内容主要有：构建洪水灾害联合机制或专门委员会；通知、磋商和协商洪水危险；汛期应急合作；交流涉洪信息、情报等[8]。 　　跨境合作已成为防控国际河流水灾害的主要趋势[9]。目前，国外学者已开始深入研究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如Becker等认为，适当的机构设置是有效防治跨境洪灾的必要条件[10]。跨界河流委员会的能力与流域跨境洪灾治理效果直接相关[11]。此外，国际河流水文数据、信息共享是实现流域协同管理的重要前提[12]。可见，国外学者已意识到流域国联合防治跨境洪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研究范围广泛，涉及合作模式、合作影响因素、合作支撑技术等方面。 　　近年来，我国国际河流多次爆发大规模洪水，使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国际河流跨境洪灾。其中，既有一般性分析，如郝少英主张构建国际河流洪水灾害防治的法律制度[8]；也包括具体性分析，如刘宗瑞等充分考虑界河特点，构建跨时段多层次的治理机制[13]。总之，国际河流防洪是未来国际河流管理研究中的重点[14]。 　　2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与数据源的选取2.1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广度、深度[15-17]与紧密度[18-19]等角度深入研究跨单位（组织）合作，形成了较完整的研究框架。因此，结合已有研究，从广度、深度与紧密度等维度构建跨境洪灾防治合作特征的分析框架（见图1）。 　　合作广度是指合作参与者类型的复杂程度，是跨单位（组织）合作的横向延伸。一些学者将合作伙伴的数量作为合作广度的测量指标[15-17]。因此，以合作主体数量测度跨境防洪合作的广度。 　　合作深度是指合作治理目标的专业化程度，是跨单位（组织）合作的纵向拓展。防洪合作目标的高度专业性有助于流域国间防治技术、知识的溢出与互补。因此，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