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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走进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国华的办公室，记者就被他那小小房间里散发的浓浓书香气息所打动。在访谈之前，杨国华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书柜里放置的一系列关于WTO的书以及这些年的著作。 　　20多年前，杨国华入职原外经贸部（现商务部）时，中国就开始“关贸总协定”的谈判筹备工作了，他随后参与了中国加入WTO的跨世纪重大谈判。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他又代表中国政府负责处理了一系列重大诉讼案件。还曾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担任知识产权专员，负责处理中美知识产权纠纷。来到清华大学后，他开创了WTO案例研讨课程，将培养WTO法律人才为工作重点。从商务部官员到学者身份的转换，杨国华的工作重心从未离开过WTO。 　　入世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极大 　　《WTO经济导刊》：您如何看待入世对中国的影响？ 　　杨国华：我觉得入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法制建设。第一，法规清理。2000年到2002年的时候，我国专门进行法规清理，主要参照WTO的义务以及中国入世的承诺，全国成千上万的法规被清理、修改，增加了当时WTO规则所要求的法律内容，当时被媒体称为“中国变法”。它的意义其实是非常深远的，从加入WTO开始中国逐渐具有了国际法治意识。 　　2014年，我国进行新一轮合规审查，确保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则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所以，我国严格遵守WTO规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第二，就是利用法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7个案件，一方面，用法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通过告欧盟、美国修改不合理的法律，这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另一方面，输了案子，中国执行WTO裁决，并修改法律法规。 　　例如，2010年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2010年第26号令），将第4条修改为：“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这一修改删除了原法律第4条第1款，即“依法禁止出版和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从而执行了“中国知识产权案”（DS362）的裁决，即该款不符合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了执行一个国际组织的裁决而修改自己的法律。这说明，中国对WTO国际规则是非常重视的。 　　WTO是国际法治的典范 　　《WTO经济导刊》：您认为WTO值得推崇的精髓是什么？ 　　杨国华：我认为 WTO在国际领域建立了一种“国际法治”：它的目标是经济繁荣和世界和平；它的规则是其所有成员“全体一致”通过的，并且得到了所有成员的尊重；它的裁决得到了有效执行；因此它在世界贸易量98%的162个成员之间建立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法律之治。从这个意义上说，WTO是国际法治的典范，是模范国际法。从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只有在这个领域才出现了真正的“良法善治”。 　　当前在新的形势下，虽然WTO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是有一种趋势是肯定的，即国际社会未来的走向要依法办事。所谓的依法办事就是要按照规则行事。入世之后的15年，中国在遵守WTO规则方面做得非常突出，也从中受益颇多，未来15年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引领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实践看，至目前，WTO在短短16年的时间里，已经受理了438个案件，做出了近200份裁决。这些裁决都得到WTO成员的普遍尊重。 　　“四体联动”诉讼机制日益成熟 　　《WTO经济导刊》：在入世这15年间，中国在WTO通过诉讼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 　　杨国华：2001年加入WTO以后，商务部条法司就成立了WTO法律处，协调各中央部委清理国内法律法规，使国内经贸领域的法律法规可以与WTO接轨。 　　在加入WTO的第二年开始，中国便以当事方和第三方的身份参与了包括“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在内的一系列WTO贸易争端解决，并且能够在WTO贸易中不断发展完善自己，乃至向WTO输送高端人才，并创造了颇具特色的组织诉讼的方式，形成了政府主办人员、国内律师、国外律师和相关产业部门“四体联动”的高效诉讼机制。 　　第一，是商务部条法司，作为处理案件的核心团队，专门建立一个WTO法律处。2001年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条法司就成立了WTO法律处，我是第一任处长，也非常荣幸。 　　第二，国内的相关部门代表。如果案件涉及到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海关、农业部等部门，这些部门代表都要参加案件的处理，因为他们最懂各自领域的政策。除了这些部委代表之外，还有行业协会代表。 　　第三，有中国律师参与。中国律师是更加专业的团队。条法司的人只是在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虽然是法律人员，但更多的处理事务性的管理工作。专业的法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