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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从文身边的日子 　　王回忆沈从文：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 　　1953年，朝鲜停战了。我就请假想到北京来看看，收集一些资料，也许对文工团有用途。得到允许以后，我就到北京来。路上跟沈阳第一军医大学的几个学生在一起，结伴同行来到北京，住在一个小客店里，是军委政治部替我们安排的。 　　我们先看了天坛，就把我迷住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这个古老的北京那个时候跟现在可不一样，北京城墙还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也在，东单、西单没有了，拆到国子监去了。 　　等到看故宫的时候，剩下我一个人，他们都去看颐和园，看别的地方去了。我就看历史博物馆。那是1953年的7 月里，我先看午门内朝房，就是清代官员等待的地方，东西两边长廊里面的房子。那里面布置的是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展览，西面布置的是历史出土文物。 　　虽然是夏天，屋里挺凉快，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在看。我先看东朝房，看过出来以后，我进到西朝房，觉得已经是下午或者是中午时分。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50 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 　　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在这期间，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中饭。吃完了饭说说话，他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的，梅兰芳我也都遇到了。他问问这些情况，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像是吃面条。 　　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那么年轻，就像二十几岁一样，不怎么说话。先生就说呀……你快过来听一下巴金在朝鲜的情况。叫我讲那个战争的一些问题和情况，他说战争是个立体的，他也当过兵。 　　我就更纳闷啦！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大吃一惊。 　　我在上海的时候，读过沈从文的小说，湘西呀！觉得这个人写很多野话，写的山川人物那么美，跟面前非常慈祥的一个老先生，两个对不上，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一张嘴能说狗杂种或者其他骂人的野话的。哎呀，我真的呆啦，我说不出话来，当时也不好问。我只做了非常恭敬地道的就回朝鲜了。 　　我一直在心里想问他这是真的吗？你怎么跟你那个小说那么不一样？那个小说都是你编的故事吗？没有根据吗？都是瞎编出来的吗？一直想问那个事。 　　一直到1979年，我才有机会当面问问沈先生。我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你这个人完全跟你那小说脱节。文字写得很美，那是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那些故事那么野，那么浪漫，跟别人的那么不同，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回事？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荒唐人，就像那编荒唐故事的那种荒唐人一样，说亲身经历哪！ 　　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 　　他的话把我心里一个从1953年到1979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我跟沈先生就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受他的影响。 　　此后每年我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 　　还有一次是1954 年或1955 年，敦煌在人民文化宫展览，做一些假的洞窟，把临摹的壁画贴在里面展览。那个时候沈先生给彭真这些老同志当讲解员。我去了以后，又陪我专门看了一次。我很感动，我看到他就是对工农兵讲解，也是充满了热情，对那些领导人也不格外说，像对领导人这些尊贵的人没有格外的敬意一样，都是那么充满热情。 　　但是讲解深度不一样。给那些高级领导人能讲到历史上的国家大事去，他们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能够领会得到，能讲得到这些问题，包含着治理国家的许多喻意；跟我们讲，深入浅出；给普通工人讲，也可以讲得很白话。 　　沈先生他一生都是这样。特别是对年青人，那些做工艺美术，或者电影，或者戏剧，需要古代服装花纹、道具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充满热心给他们讲，人送走后，再写一封十几页的信，可以叫人更明白知道那些内容，因为他那湘西的口音，他也怕别人听不懂。 　　他讲到忘神的时候，声音就非常低，美极啦，美极啦，充满了丝丝的热情，赞美劳动，赞美生命。（王[xù]先生 口述 张婉仪女士 整理） 　　王亚蓉回忆沈从文：要耐烦！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