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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漕粮海运与经济区域的变迁 倪玉平 清代的漕粮海运，最初的两次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和二十八年，咸丰朝以后，除因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而偶有中断外，漕粮海运已经成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漕粮运输方式。这种运输方式的变化，对清代两个著名经济区域：运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区，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即欲就此问题做一简单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运河经济带河运时的繁荣 这里所说的“运河经济带”，系指运河沿线、漕粮河运时会经过的地区。通过对运河沿岸城镇经济的考察可知，漕运海运对它们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都不容忽视。河运漕粮的进行，使得原有工商业城市更加繁荣，也使得一些不甚发达的城镇发展成为兴盛的商业城市，并促进了邻近地区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1）物资流通量大 我国传统社会的商品交换水平不能算很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水运作为最先进的运输方式，无疑是联系各地经济正常交流的重要工具。通过大运河在这些地区的联系、沟通和纽带作用，运河沿线融为整体，江淮鲁豫等内地经济也连成一片。 清代前期河运兴盛之时，每年承运漕粮的运船六、七千只。按规定，凡漕船出运，除装载正耗粮米外，还可附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产货物。如果每年出运漕船以6000只计，每船平均携带“土宜”150石，则嘉道年间漕船每年所带的免税商货有90万石之多。再加上旗丁水手携带的走私物品，数量更为可观。这对于清代运河经济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物资的交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以山东临清为例，南漕“悉由此河输至京师”，这里每届漕运便“帆樯如林，百货山积”。因为当地人口众多，粮食消费量巨大，地产谷不敷用，只能取资于商贩，“秫、粱则自天津溯流而至；其有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粮米也”[1]。有学者研究，乾隆时期，临清城内共有粮食市场六、七处，经营粮食的店铺多达百余家，每年粮食交易量在五、六百万石至一千万石之间，“是当时山东，恐怕也是华北最大的粮食市场”[2]。因为商业发达，临清钞关收入不断增加。乾隆元年（1736年），“解税额户部银29680两，工部银4572两”[3]。两者并计，共34000余两，可见贸易的兴盛。 （2）因漕运而地位上升 因地处运河沿线而使自己地位上升的例子极多。比如山东德州，“在汉为鬲，隋唐为长河县，宋为将陵县，元为陵州，明清为德州”[4]。随着明清漕运的发达，德州仓成为运河沿岸的四大名仓之一[5]。济宁州在明初也不过是兖州府所属一散州，只因运河通航后，成为南北漕船往返停泊的重要码头，地位得以提升。每年在此交流的南北货物不下数百万石，商民之至者乐而忘归，流寓之人恒多于土著，“庐旅盛于三选七迁”[6]。 临清也是如此，它位于运河山东段境，会通河与卫河、汶河在此交汇，是运河商路上最重要的枢纽性市镇。自东晋迄五代，临清“干戈云扰，沦为英雄用武之地”，并无商业价值可言。临清的兴起始于明前期，经明中叶至清中叶数百年间，随运河商路的兴旺而盛极一时，“勃兴而不可遏”。它的势力范围，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这种繁荣自然是“藉助此河之力颇大”[7]。临清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升为直隶州，下辖武城、夏津和丘县3县，成为临清建置史上的最高规格。 江苏也有不少例子。比如淮安，地处黄河与洪泽湖的交汇之所，是大运河沿岸南北交冲城市。它的城墙为清乾隆时所筑，名“清江浦”，濒临运河南岸，在清代建有船厂和漕仓。在海道未通以前，为南方诸省北上舍舟登陆要道，“帆樯林立，盛极一时”[8]。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9]，同时，除淮安常盈仓特设在清江浦之外，城内又另设有常平仓2处，预备仓3处，庄仓5处，可见位置之重要。 （3）贸易极度繁盛 漕粮河运的进行，使得人员往来频繁，物资流量巨大，运河沿岸城镇的贸易都盛极一时。有人这样形容乾隆年间临清的发达：“科第接踵，舟车毕集，货财萃止，诚天下佳丽之地，所以衣冠文物胜于他邑。”[10]这里商业繁华，店舍、塌房众多，货物批发转运买卖尤为兴盛。除了粮食，棉花、布匹、绸缎、红白糖、茶叶、瓷器、铁货、竹制口等货物的交易量也很大。[11]因贸易繁荣，临清的不少街道也以商业命名，如锅市街、碗市街、果子巷、白布巷、油篓巷、箍桶巷、马市街、牛市街等[12]。 德州也因漕粮河运，使得相关贸易频繁，饭店、旅馆等消费行业畸形发展。这些店铺均集中在顺成街、米市街、西关街、小锅市、北厂，以及河西刘智庙。当地居民也广泛参预这种商业活动，“几乎家家户户打锅饼、烙麻酱火烧，或烧羊肉，到处摆摊售卖”[13]。德州最著名的杂货店为德合号和德大号，均经营纸类、江大米、红白糖等与运河有关的商品，并随运河的畅通而持续了200多年。当地的农产品，如红白麦、吉豆、芝麻、玉米、红粱等，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