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后李大钊社团活动.docVIP

建党前后李大钊的社团活动 林齐模 （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 北京 100871）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宣布了党的正式诞生，这次会议在党史上固然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在当时，真正促成这次会议召开的两位最重要的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因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在北大乃至全国青年中的具有巨大影响力，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总书记。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加以1927年4月便被杀害，所以在党史的叙述上，一般都偏重于强调李大钊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人，对于他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在组织上的贡献似乎表述的有所不足。本文以李大钊建党前后在青年中的活动为中心，分析他在组织上的贡献：通过社团组织、引导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人员和组织条件。 李大钊与青年人建立联系的有利工作条件 蔡元培于1916年底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秉持“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的原则对北大进行改造，引进大批新文化人物，北大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于1918年1月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进入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1922年12月，李大钊辞去图书馆主任，出任校长室秘书，协助校长处理全校行政事务。这两个职务都是面向全校的，提供了与全校师生广泛接触的机会。这期间，李大钊曾兼任学生自治委员和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长，直接参与了学生社团的管理。 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与北大师生广泛接触 图书馆面向全校师生服务，这为李大钊提供了与北大师生广泛接触的有利条件。当时中国的图书馆正处于从古代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转换过程中，图书馆学研究还刚刚开始，多数人都认为图书馆只是藏书的地方。针对这种看法，1919年12月13日，李大钊在《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古代图书馆和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现在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这里，李大钊明确指出了现代图书馆的研究功能和教育功能。正是由于李大钊强调图书馆的研究和教育功能，他甚至考虑把北大图书馆的书籍不外借，只提供在馆阅览 ：“敝校阅书的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借去的书籍，往往不按期交还。图书馆的职员虽然很多，但是天天办的都是些借书的手续。所以这个图书馆不是研究室，变成借书所了。现在打算从明年起，无论谁都不许借书，减少这些办无聊手续的职员，添聘些助教式的学生，那么于图书馆的新趋势，或则接近一点了。”后来制定的北大图书馆借书规则规定：非有复本之书籍，概不出借。这一规则直至今天依然为北大图书馆沿用。 李大钊及其领导下的图书馆积极主动地与北大师生互动交流，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功能。这从北大图书馆发表的一系列公告里可以看出来，比如向师生推荐图书，就图书馆管理和图书借阅规则与广大师生交换意见。自1918年10月，图书馆搬到新落成的红楼后，各阅览室相继开放，成为师生最常去的地方，李大钊的主任室更是被称为“饱无”堂，成为师生聚集闲谈的场所。 据罗家伦回忆当时北大有两个有名的师生聚谈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被称为“群言堂”；一个是一楼图书馆主任室，被称为“饱无堂”。群言堂以南方人为主体，饱无堂以北方人为主体。“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 1920年，北大评议会决定将图书馆主任一职由副教授改为正教授。这表明了北大校方对图书馆作用和地位重视程度的提高。 兼任学生自治委员和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长直接参与学生社团的管理 李大钊对青年人满腔热情，关心、爱护青年人，青年人也发自内心地爱戴他。据罗章龙回忆：“一九一八年九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后，在办理入学手续时，按照学校规章，须填写入学保证书，并由本校教师二人签章具保，才能入学。我初到北京，人地生疏，于是想到李守常先生，就试往拜访（他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我走进红楼他新迁的办公室后，正值宾客满座，工作很忙。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并未多加询问，随手在保证书上签名盖章后，嘱我及时前往教务处办理注册手续，以免逾期。临走时他又说：你们南方同学来京上学很不容易，如果还有象你这样急需具保的同学，你可介绍他们径来找我。寥寥数语，道出了李先生对青年学生关切之情。我第一次见他，就留下了李先生待人接物十分谦和的深刻印象，同学们也乐于去和他接触。 正因如此，李大钊所到之处，身边总是凝聚着大批青年人。对此，曾经与李大钊共事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