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益友及畏友巴金.doc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萧乾 一 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我一向怕写定题定时的文章，唯独这一回，我一点也没迟疑，而且拿起笔来就感到好像有个信息应传达给当代以及后世的读者，告诉他们我认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巴金是怎样一个人。我立刻把手头的一切工作（包括正在编著的《杨刚文集》）全都放下，腾清书桌，摊开了稿纸。 从哪里开始呢？首先想谈的，还不是我们之间漫长的友谊，而是近两年来由于偶然机会才得知的他的一桩感人事迹。 1947年，巴金的一位老友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当学生开展反饥饿运动时，学校当局竟然纵容国民党军警开进校园，野蛮地把几十名学生从宿舍里抓走。在校务会议上，他这位老友就愤然拍案怒斥，因而遭到解聘。他只好去台湾教书了。1949年，眼看要解放，他又奔回大陆。不幸，这位向往革命已久的朋友，却在人民政权建立的前夕与世长辞了，遗???幼小的子女各一人——他们的母亲早于1938年就去世了。前年我见到了这两个已进入中年的“孩子”，他们今天正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工作着。听说这一对孤苦伶什的孩子当年曾受过巴金一家的照顾。 我想，文章最好从这里开头，就写信给同我较熟的那个“女孩”（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讲了我的意图，希望从她那里了解一些此事的细节。万没料到，我碰到个硬钉子。她回信说： 萧叔叔：对于您的要求，我实在难以从命。我爱李伯伯，就像爱自己父亲一样。他的话我是要听的。他不喜欢我们谈他写他，也不喜欢我们对报刊杂志谈及我们和他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是很严格的。我一定要尊重他的意见，不写他，也不乱说他…… 接着，还说到巴金对自己的侄子以及其他家属，也同样这样约束。 看完这封短信，我身子凉了半截。因为以此类推，还有几件事估计也属于“禁区”。唉，写一个不许人谈他的事迹的好人，可太困难了。继而又想，我碰的这个硬钉子本身不正可以用来说明巴金的为人吗？ 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时，编者记起我在咸宁干校沼泽地的稻田里，讲过巴金发现《雷雨》的轶事，就要我把它写出来。我当时说“发现”，这个动词我是经过掂量的，没有夸张。这件事多少是个历史见证人。因为1933年至1935年间，每次我从海甸进城，总在三座门歇脚，《文学季刊》和《水星》编辑部就在那儿。我也认为重温一下新文学史上这段掌故很有现实意义。然而我晓得巴金不愿人提及这件事（下到干校，以为此生与文艺不会再有关系了，我才放松的），他自己更从不提它。要写，需要打通他这一关。于是就写信给巴金，反复强调我的出发点不是褒谁贬谁，只不过希望新的一代编辑们能更及时并认真地看一切来稿。这样，他终于才勉强回信说： 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了。事实是：一次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好一些，怎样组织新的稿件。他说，家宝写了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件拿来看了。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南屋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 这里，看巴金对自己所做的多么轻描淡写啊！然而如果不是巴金作出立即发表的决定，曹禺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时日。 不居功，不矜功，厚人薄己，这在旧社会是少见的品德，在今天，也依然是不可多得的。 二 1977年初，天色开始转晴，我就同洁若商量托人代表我们去看望巴金一趟。我们托的是上海青年音乐家谢天吉，他那时正在歌剧院工作。由于都是惊弓之鸟，怕我这个摘帽右派会给巴金带来新的灾难，信还是由洁若出面来写。天吉带回巴金写给洁若的信说：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念你们。你说萧乾已六十八岁了。我还记得一九三三年底他几次到燕京大学蔚秀园来看我的情景。那时他才二十四岁……想不到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头。我还好，十年只是一瞬间。为自己，毫无所谓。 不过想到一些朋友的遭遇，心里有点不好受。 这段话使我想起1938年当他在上海孤岛（在敌人的鼻子下）坚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时，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远地写信给他，关心他的安全。巴金在《一点感想》一文中说： 我固然感激他的关怀，但是我更惭愧我没有力量去安慰他那渴望着温暖的年青的心。我没有权利叫人为我的安全担心。…… 我绝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派，真正相信着最后胜利的极少数人中间，我应该算一个。 这两段话相距约40年，然而精神却是一致的：悲天悯人，关心同类，同情弱者和不幸者；为自己，毫无所谓；对世界，只有责任感，没有权利感；在敌人面前不低头，苦难面前不自怨自艾；对前途，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我认为这是了解巴金的人格、作品和人生哲学的一把钥匙。 30年代初期，北方知识界（尤其文艺青年）曾十分苦闷过。那时，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到了冀东，而掌权者仍不许谈抗战。一些后来当了汉奸的士大夫却在书斋里振笔大谈明清小品，提倡清静无为。1932年鲁迅先生到了北平，那就像窒息的暗室里射进一线曙光。1933年，从上海又来了巴金和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