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姐应春烈士.docVIP

忆大姐应春烈士 张留春 今年是大姐应春烈士九十诞辰，她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当时我虽年纪尚小，但至今大姐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在她生前与战友柳亚子、姜长林等同志的通信中，在她生前所写的日记里，在《吴江妇女》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短短的一生中所表现的对党的忠诚，勇敢机智，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岁月流逝，但烈士浩气长存。今天，吴江县委、县政府又专门为应春烈士立像，以纪念应春烈士诞辰九十周年，这对于缅怀先烈、激励后人，对于推进两个文明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大姐应春烈士生于1901年11月11日，农历十月初一，以“十月应小春”谚语而取名应春。父亲张都金为黎里女子高小的语文教师，最喜欢大姐。母亲姓金，是一位慈祥的女性，共生七个孩子。我是最小的女孩，大家认为是多余的，要我母亲送掉，是大姐不让，留下了我，才取名留春。大姐最疼爱我，每当寒暑假回来总是和我一起睡。她对妈妈很体贴，对弟妹很爱护，每天早上帮妈妈做完了扫地抹桌等琐事，才和弟妹一起上学。她的一双手也很灵巧，能编结线袋，挑十字红，都很精细。她读书也很用功，幼年时女孩子读书还不多见，乡里也没有学校，只有私塾，她就跟着叔父们上私塾，学习认真，大家都称赞她，父亲更宠爱她。1912年春天，父亲和大叔父把私塾改创为葫芦兜初级国民学校，她读完后进入黎里女子学校，和柳亚子妹妹柳均权（柳静）同班同桌，柳均权对她的刚强个性和疾恶如仇的思想留下很深的印象。 毕业后，应春大姐去上海中国女子体育学校学习。1922年毕业后，远离家乡去厦门道南女子中学执教，后到松江景贤女中以及黎里女校教书。在她读书和工作期间，每当假期回家来，常在晚上带了我去农民家中谈话，一谈就很晚，往往要我催她后才回家。她常对父亲讲，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不得温饱，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要彻底铲除。父亲听了也很受触动，所以后来能允许和支持她参加革命工作。有时晚上大姐在场上练体操，挥手棒，还和秀春姐姐一起跳“月明之夜”、“葡萄仙子”，场上挤满了大人小孩，笑声不绝。她常讲，学体育就是要身体好，摘掉“东亚病夫”这个耻辱称号，所以后来也让三姐秀春进了体育学校。 大姐应春对革命主张不但大力宣传并能身体力行。当时提倡女子剪发，她认为这样省时、便当，就剪去了发把，父亲知道后严厉责备她，但她坚持了自己的主张。那年放假回家，长辈亲朋们有嘲笑她的，她并不恼火，反而说服了她们，并把我和堂姐妹的发辫也剪去了，还对我们讲男女平等不要穿耳朵，从这以后，我和几个堂妹都未穿耳朵，大姐对民主革新反封建的事总是坚决行动起来的。 1924年大姐在松江景贤女中任教时，受该校负责人朱季恂、侯绍裘等主张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教育宗旨的影响，并同时受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的影响，她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左派。从此，她除了尽教职之外，尽力从事国民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 1925年春，在黎里女校任教时，镇上召开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会，她登台演讲，阐述了三大政策是革命需要，要坚持三大政策，革命才能成功，国家才能富强。当时听众叹服，柳亚子和侯绍裘更为赞许。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应春姐在黎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在群众中起了带头作用。 1925年8月，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党部举行选举，成立正式省部，应春大姐被推选为省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当时因她患足疾，由三姐秀春陪着在苏州医院治疗。她听到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反动派暗杀的不幸消息，深为愤恨。为了打击反动势力，抱病奔赴上海党部就职。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设在上海望志路永吉里三十四号。她每天工作很忙，彻夜不眠，第二天一早她出去，又投入新的工作。 1925年10月，经侯绍裘介绍，应春大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对革命的理解更深远。她在11月17日给柳亚子先生信中就：“我认为入了党（中国共产党）当然以党为前提，一切多[都]可以牺牲的。”1926年在南京贡院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会上她讲：“我们要为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而革命，要知道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才足以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啊。”（《吴江妇女》第二期）。不久她当选为中共江浙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济难委员会委员。 1926年1月，应春大姐作为江苏代表和朱季恂、侯绍裘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期间，有省港罢工工人及进步的群众组织三十万人的集会游行。她深刻感受到工人的力量和热情，深信革命事业必胜，她的革命热情也更为高涨。回上海后留在省党部工作，同时参加了上海大学旁听社会科学，经常听瞿秋白、恽代英等的讲课，把学到的东西和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在当年的“国际妇女节”那天创办了《吴江妇女》月刊，应春大姐任主编，经费由柳亚子、侯绍裘、张应春等自己负担。1926年3月12日，在孙中山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