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的“名片”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的“名片”.docVIP

他以拓荒者的精神推动一门学科的创立， 并以前瞻眼光破除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桎梏 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的“名片” 《中国教育报》2012年5月18日 3 版 5月的厦门，海风徐徐，火红的三角梅争相斗艳。 5日，周六，晚7点，距潘懋元家的学术沙龙正式开始还有半小时。在潘家略显零乱的客厅里，30多个学生坐在大小不一的凳子上，交谈、互看论文、吃水果，看得出主人给了他们足够的自由。 92岁的潘懋元身穿一件白色衬衫，慈眉善目。他坐在离门最远的沙发上，学生们轮番上前讨教，有的向他汇报作业，有的推荐自己的新书，有的向他征求论文开题意见。潘懋元慢条斯理，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他说话略带广东潮汕“地瓜腔”，但中气很足。学生们都称他“先生”，和他交谈时，往往凑得很近，甚至是肩膀挨肩膀。有的学生谈话毕，还会拍拍他的大腿。 这些“学生”多数在30岁左右，有访问学者，也有在本地工作的教师，更多的是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硕士生。今天沙龙的主题是“文化传承创新与高等教育强国”。潘懋元更多的时候是在做一个倾听者，拇指和食指分开，叉住下巴，静静地听学生发言，这是他惯有的姿势。 潘懋元家每周六的沙龙虽小，但已闻名遐迩，且持续了20余年。沙龙是漫谈式的，从学术探讨到社会动态，无所不谈。 来参加学术沙龙，已成为研究生来厦大教育学院求学的“固定节目”，也是学院的一张“名片”。提起高等教育学，大家都会联想到潘懋元，他已成为高等教育学的一张“名片”。 活跃在高教学界的“老顽童” 4月6日，是厦大91周年校庆的日子。上午10点，92岁的潘懋元参加完学校举行的庆典，又来到嘉庚主楼会议室，参加教育学院的奖学金仪式。在听完博士毕业生作的校史报告后，潘懋元走上讲台，没有讲稿，站着讲了20分钟。他讲校庆的意义、校园文化、校史，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接下来，他又给教育学院的获奖教职工、博士生、硕士生颁发证书与奖金。颁奖时，他总是身体前倾，双手把奖状捧给每位获奖者，并一一握手，在合影时，他露出孩童般满足的微笑。 这个简单的会议，折射了潘懋元为人熟悉的一面。他参加学术会议，都是自己准备讲稿，而且总是站立演讲。常言道：“人老话多，树老根多”，但潘懋元例外。即使是到90多岁时，他也没有废话，发言总是言简意赅，而且总是在抛出独特见解时戛然而止。 博士生方泽强说，我们为什么喜欢和潘先生在一起？因为他尊重学生、尊重学术，不絮絮叨叨，更没有任何架子。先生喜欢倾听，不管学生意见对否，他都不打断，他把我们当小孩子，我们把他当成“老顽童”。 潘懋元先生虽已到耄耋之年，但仍然坚持上讲台，作研究，看学生作业，仍然在招收博士生、博士后与访问学者。每年暑假他都要认认真真地为即将开学的博士生查阅资料，认真备课。有人看到说：“先生，您都给博士生讲了几十遍啦，还用备课？”他答道：“教师上课最首要的是要备好课，我虽然讲了30多年，但每年的授课内容都不一样，都要更新与完善。” 不仅活跃在教学一线，潘懋元在生活中也是很有激情。潘懋元的学生、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回忆了他和时年82岁的潘懋元到西藏出差的经历。 踏访西藏，一直是潘懋元的一个心愿。2002年，潘懋元接到在西藏开会的邀请，“跃跃欲试，全无难色”。担心受到家人的阻拦，他还和邬大光订了攻守同盟：赴藏之事，不必向家人提起。 邬大光忐忑不安，在临行前一天，还是忍不住向潘老师的大儿子、时任厦大副校长的潘世墨坦白，潘世墨大吃一惊，但是，他考虑再三，决定成全父亲的心愿。 就这样，当年，82岁的潘懋元登上了海拔5020米的西藏米拉山。邬大光说，到达米拉山山口，因空气稀薄，缺氧严重，大家都说，不要下车了，但是，潘懋元说，当然要下，抽根烟，照张相，留个纪念。 光做老师就有77载 在两年前举行的一次庆典上，当时已90岁的潘懋元说，如果没有学生，我会很寂寞。他的学生在场下会心地笑了，他们都熟悉他的一句话：“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潘懋元身上有个传奇：他从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当到大学副校长。这位老人习惯性地眨着眼睛，带着小孩子般得意的神情说：“70多年来，我当过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老师。” 1920年8月，潘懋元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贫苦小贩家庭。小时候在家随哥哥学习识字，8岁入私立东海小学读书，后转入私立时中中学初中部。 1940年，潘懋元一行3人，从广东汕头步行至福建长汀，报考抗日战争期间暂时迁往长汀的厦门大学，由于准备不足，未被录取。潘懋元没有气馁，更加刻苦地钻研，于1941年秋考入厦门大学，主修教育学，辅修经济学。 为维持学业，他开始勤工俭学，兼任福建长汀县私立乐育小学教师、长汀县立中学教务主任。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当老师，早在他15岁读初中三年级时，哥哥的朋友、揭阳树德小学校长，就请他去兼课，教小学三年级国文和算术。 大学里学习教育学，从小学教师、中学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