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语言是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文化时尚.doc

网络语言是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文化时尚 唐钧 在学术刊物上，网络语言因其“非正规”、“非纯洁”和“不文明”一直被正统的专家学者们所诟病。但是，奇怪的是，网络语言不但没有因为屡屡遭受褒贬而被唱衰，反倒显示出一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得勃勃生机。 　　中华民族的语言，本身就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都会有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特征的流行语作为支流融入。一开始，这种在当时与众不同的语言表现为一种“文化时尚”；然后，经过时间的考验，大浪淘沙之后，有生命力的就会汇入语言的历史长河，继续奔腾向前；当然，也有昙花一现的，这些语言就会被淘汰，被淡忘。 　　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来6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语言就曾经历过若干次大变化。譬如大跃进年代，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充斥世间。在那个年代，“放卫星”是时代的宠物，大话可以说到粮食“亩产40万斤”，而且似乎从上到下没人不信。到文革十年，以“造反有理”为核心的斗争语言又成为十分鲜明的时代的特征，张口闭口要将阶级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够狠！ 　　有趣的是，记得之前去台湾访问，有学者批评大陆的语言太“俗”，例举一些大陆常用的动词，譬如“搞（运动）”、“干（革命）”、“抓（生产），等等。说那都是民间的大俗话，怎能登大雅之堂，尤其是怎么能够频繁出现在官方文献中，表示不可理解。大陆学者也会调侃台湾的一些常用词“雅”得有点搞笑，譬如把厕所称作“化妆间”，尤其是“男士化妆间”。又譬如在台湾普遍使用听起来很女性化的口头语“这样子的啊”（如今在网络语言中变成了“酱紫”）。同是中国人，讲的同是汉语，但有50多年的隔阂，言语间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差别。但到了十多年后的今天，大陆的汉语和台湾的汉语，似乎又走到一起来了。 　　言归正传，回到网络语言的话题上。其实，在当代中国，被很多人使用的网络语言常常表现为一种流行的“语言时尚”，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得到了信息化的激励和催化。另一方面，网络语言也兼有“快餐化”的特征，有很多“新词”，可能在一个时点上集中“爆发”，但也有可能在流行一段时间后，又归于平淡乃至自然消失。譬如“给力”一词，曾经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在以码字为生的同行中，似乎不用“给力”就OUT了。就连一向在遣词造句上小心谨慎颇为保守的主流媒体，为显示“改作风”或“改文风”，也忍不住破例了几回。但到今天，如果再拿“给力”一词来炫耀“亲民”，恐怕就没有那个效应了。据说“给力”已经被某些汉语词典收入，但其生命力可能正在经受考验。是生是死，还得看其在文字的历史长河中终究是浮是沉。汉语词典中收入的词，沉在河底偶尔露一脸的应该比常用的要多得多。 　　有些网络语言被指很“政治化”，于是便有“防言若防川”的呼吁。譬如本来在汉语中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被动语态”，而今正当红。“被加薪”、“被幸福”、“被增长”、“被就业”……实际上，这表现的是一种社会情绪，而这种社会情绪则是因为不恰当的“政绩宣传”所造成的。譬如，如今常常用算数平均数来宣传收入的增长。但是，中国的收入增长常常是偏态分布的。一般来说，在平均线以上的常常只有三分之一，而其余的三分之二则在平均线以下。所以一说平均收入、平均工资等数据，其实大多数人都达不到。但在媒体上，这样的宣传可以说随时、随处可见。无可奈何的公众只能自嘲地以“被加薪”、“被增长”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又如，关于幸福的讨论，其实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的幸福感，是分层次的。首先是“满足需要”，其次是“心理感受”，最高层次是“利他主义”。当一个人猝不及防地被问到“你幸福吗？”其即兴的回答主要是根据第二层次的心理感受，而且多为瞬间的感受：在媒体采访中，马上要去接新娘的新郎当然“非常幸福”，被病人冤枉的医生就“很不幸福”了——这种瞬间的心理感受是最不可捉摸的，说明不了问题。当媒体想用这些回答来说明什么的时候，“被幸福”一词就应运而生了。当然，“我不姓福，我姓曾”被誉为“神一般的回答”，更说明了社会公众实际上是以调侃来进行心态的自我调适。 　　言为心声，千万不要去责备老百姓为什么要创造出这些词汇和句法，而是要去了解他们的心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告诉我们：人的需要有五种，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被社会认可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指出：上述五种需要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是由物质到精神从低到高顺序发生的。同时，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当今中国社会，生理的需要应该已经普遍得到了满足，安全的需要也部分地得到了满足，于是，人们就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被社会认可的需要。而与此同时，人类社会走入信息社会，有了网络、有了微博，就有了一个无限的虚拟空间，以往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往的障碍在网络上已然不复存在，发表任何意见都可以淋漓畅快而不受拘束。于是，在因特网上发表意见成为时尚，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