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举世瞩目的“海丝之路”历史遗存.docVIP

PAGE  PAGE 6 普陀山：举世瞩目的“海丝之路”历史遗存 　　2014年3月4日，“海上丝绸之路”（舟山段）保护与申报世界遗产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标志着舟山正式启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接着舟山市专家委员会成立，舟山申遗工作进入实施阶段。经专家委员会专家反复研讨、论证，将普陀山、双屿港、洛迦山国际灯塔等舟山海域内8座灯塔列为舟山申遗重要节点。 　　海天佛国普陀山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举世闻名的观音道场。普陀山的“开山”，是由于唐咸通四年（863）日本僧慧锷在一次偶然机会将一尊欲请往本国的观音圣像留在山上而引起的，慧锷所搭乘的正是从我国明州（今宁波）港开往日本的著名海商张友信（一说张支信）的商船。据唐宋两代的有关佛教史籍和志书记载，慧锷所乘的船是由于遇到风涛，触在新罗礁上，一连数天，无法启航，发生了留下“不肯去观音”的故事。新罗礁位于普陀山南侧洋面，现在尚存。新罗礁的形成，更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先有了“海上丝路”，才有大量新罗（今韩国）船经过此礁，有了新罗礁，才会发生慧锷船触礁从而留下“不肯去观音”，有了“不肯去观音”，才使位于我国东海沿岸的一个小岛逐渐发展成举世闻名的普陀山观音道场。 　　普陀山的所在地舟山群岛，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成立明州郡以来，向来隶属于明州，直至1953年成立舟山专区，才从宁波析出。普陀观山音道场的形成，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丝路”的形成，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没有腹地，没有特产，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对外贸易，是不可能形成“丝绸之路”的。唐初，江南一带经济发展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唐朝建国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特别是从唐太宗贞观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是唐朝经济繁荣时期，属于江南道的江浙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迅速。以浙江为例，在海盐、乌程（今湖州）、钱塘、盐官、余杭、富阳、会稽、明州等地区大力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户口迅速增长，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奠定了“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根基。唐代的越窑青瓷是闻名世界的大宗出口商品之一。而丝绸业的发达，更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之“奠基石”。浙江当时是“丝绸之乡”，据《元和郡县志》和《新唐书》记载，当时丝织品的花式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如杭州产的绯绫、白编绫、丝绸、织绵、纹绫、柿蒂绫等多达数十种。此外，造纸业、制盐业、矿冶业、造船业等都相当发达。 　　此间，新罗国长期受唐朝保护，官方和民间往来频繁。有许多新罗船往返于韩、中、日三国和南亚地区，经营海上贸易、船舶租赁、航舶打造、提供航海人员和海运业务。这一时期，又是新罗和日本学僧入唐求法之兴盛阶段，大批新罗僧人踏海破浪，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吸取唐代文化。他们大多从海路搭乘商舶而至，在中国的登州（今蓬莱市）或明州登陆，其中又以明州为主，而普陀山是当时出入明州必经之地，所有船只都须在那里候风候潮。这一时期，被称为“海上王”的新罗清海镇大使张保皋，凭借其军事力量，组织庞大的国际交易船队，垄断着韩、中、日三国沿海及南亚带航海活动，而日本进贡船也多次在明州登陆，当时形成了往返于明州、普陀山、新罗、日本等地的“明州商帮”，其中有被后人称为航海家的张友信、李邻德、李延孝、元净、金文习、任仲元等人。 　　张友信曾于大中元年（847）护送日本学僧惠运、仁好、慧锷等回国，后来在日本大宰府任唐通事（翻译和联络人）多年，因此特别著名。中、日、韩三国交往如此频繁，唐船、日本船、新罗船往返不绝，因此，这时赴唐的日本、新罗的僧人搭乘便船入唐求学非常容易，所以就有像慧锷那样多次来往于日、唐的高僧。当时日本和新罗学僧或学生回国时，在楚州（今淮安）或明州寻觅便船，楚州新罗坊的译员刘慎言等常和在长安、天台山求法的日本僧通信，或代觅便船，照料一切。这些所谓便船，其实都是贸易船，它们把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运往世界各国，又从世界各国运回各式各样的特产，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而且也推动了东西方海洋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交流，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写下了“海上丝路”的光辉一页。 　　到了宋代，普陀山又出现了高丽道头，有关高丽道头的文献资料和遗址的发现，再次证实了普陀山古代曾经是一处“万国梯航”的重要港口。如《唐会要》说此地位于望海镇（宁波镇海）出入口，“乃新罗和日本航舶停靠处”。元代盛熙明所著《补陀洛迦山传》说“三韩（今韩国）、日本、扶桑、阿黎（伊朗）、占城（越南）数百国雄商巨贾，皆由此取道放洋。”北宋元丰三年（1080），内官王舜封出使高丽归来，途经普陀山，遇风涛，船将倾覆，众人望普陀山礼拜，很快风平浪静，安全达岸。王舜封将此事上奏，皇帝下诏，扩建“不肯去观音院”，赐额“宝陀观音寺”，后来又赐名护国永寿普陀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