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未来中国法学(钱弘道).docVIP

PAGE  PAGE 8 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未来中国法学 钱弘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传时间:2003-9-12 在北美和欧洲，经济学大举入侵法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从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出发，对法律作出深刻的经济学分析，这种分析被看做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表现之一。中国法学界已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法律经济学（LawandEconomics）或经济分析法学（EconomicAnalysisofLaw）。不少人跃跃欲试，意图突破冷门，在法律经济学领域有所作为。但是，有些人还没开始就知难而退、避难就易了，有些人好不容易跨进门槛，辛苦折腾了一番，又在取得了或多或少的阶段性成果后中止了。经济学界也有摩拳擦掌的，但也未见显著成果。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尚未形成气候，没有形成研究队伍的正规军，基本上处于游击队阶段。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传统法学、经济学以及中国司法传统的积弊所导致的遗憾。基于对理论研究趋势和中国法律改革进程的基本判断，我认为，这种遗憾不会太长久，法律经济学对法律改革、司法实践、未来中国法学、经济学的深远影响是我们期盼的，也是可以预测的。 一、国际法学界已掀起一场法律经济学运动 我们如果将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1796年的《国富论》作为标志，经济学到今天已辉煌了两百多年。法学的历史则更为久远。《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公布于533年，《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出版于533年，距今已近1500年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两个学科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经济学长驱直入法学，产生了法律经济学。 实际上，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就是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只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的视角、范围、方法不同罢了。法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建立在科斯定理(CoaseTheorem)之上，都以效率为中心。新制度经济学能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颇有影响的理论分支，主要归功于罗纳德·科斯（RonaldH·Coase,1910）的开创性贡献。科斯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发现和澄清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或译交易费用）和财产权对经济的制度结构和运行的意义。新制度经济学，顾名思义，是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是以交易成本为核心范畴，分析和论证制度的性质、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合理制度的标志的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之为新，主要是因为它完全沿用和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人假定、稳定编好、均衡（Equilibrium）、最大化分析等。也就是说，它是在新古典的范式里重新研究和估价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将传统理论设定为已知不变的参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经济组织视为亟待解释的关键性变量，并侧重研究效率(Efficiency)的性质和结果如何与这些变量相联系。 国内学界一般认为，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①和卡拉布雷西（G·Calabresi）在1961年发表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一些思考》②两篇论文代表了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法律领域中的最初尝试，标志着法律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以美国经济学家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试图通过追求最高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行为假设以解释政府和官僚行为，旨在发展在基本方面相似于商业市场个人行为的非市场行为模式--公共选择理论，并形成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认为，政治是一种复杂的交换；按照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经典假定，个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其决策和选择的变动仅取决于外部的约束条件的变动，因此个人在市场安排和政治安排中的行为变化只能由他所处的不同制度来解释，而不能说同一个人在市场结构中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到了政治决策过程中就变成了一个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者。公共选择理论研究范围涉及到传统上完全属于政治学领域的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官僚行为等许多重要方面。公共选择学派特别强调规则、立宪和立宪限制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这些因素不仅是效率增进的必要条件、而且是确保资本主义自由社会不失去其内在含义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选择理论又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或宪制经济学。1986年布坎南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Becker）将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运用于非市场行为研究，抱守经济人的信条，坚持用经济人假设解释人类行为，坚信市场机制能够比其他人的组织更好地解决大多数经济和社会问题。贝克尔的历史性贡献在于他把传统上属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生物学、人口学、教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课题统统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大大开拓了经济学、法学的视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