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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及港澳台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概述 曾桂林 ? 　　慈善事业是在政府的倡导或扶持下，由民间团体或个人自愿组织、开展对受灾的人群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实施的救济行为体系。唐宋以降，由于宝卷、劝善书和功过格的广泛传布，善念流播，善风浸润，中央和地方先后倡建起一系列慈善机构（组织），以至善举频频，中国慈善事业日趋发达并在明清两代臻于鼎盛。近50年来，海外学者，尤其是日本、美国的学者都曾对中国慈善事业史做过大量而富有价值的研究，并先后出版或发表了一批耳目一新的论著，学术成果斐然可观。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慈善史的研究也面临着理论方法、研究方向和资料发掘等方面的挑战，我们对国外同仁的研究成果及其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的学术史回顾，或许可以给大陆学界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信息，也有助于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下面将按地区国别分别予以介绍和评述。 一、日本、韩国 　　在日本史学界，中国慈善事业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较丰硕。日本的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主要研究者有福泽与九郎、今堀诚二、善峰宪雄、道端良秀、酒井忠夫、泽田瑞穗、奥崎裕司等人；第二阶段是80年代以来，代表人物是梅原郁、星斌夫、山本进、高桥孝助、夫马进、小浜正子等人。 　　50-70年代，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史的氛围十分浓厚，探讨的主题丰富多样，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视点之一。这期间，日本学者研治中国慈善事业史主要集中两个方面：一是唐宋时期的慈善机构，二是宋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善书、宝卷。 　　唐宋时朝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州府都倡建了许多慈善机构。福泽与九郎较早注意到宋朝创设的惠民药局等慈善机构及其作用，并对其医疗救济活动进行了探讨（《宋代的医疗救济事业》，《福冈学艺大学纪要》第3号，1953年）。不久，今堀诚二先后发表《宋代婴儿保护事业》（《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8号，1955年）、《关于宋代的冬季失业者救济问题》（《东洋学报》第39卷第3号，1956年）等文，对两宋之际的慈幼局、福田院与安济坊展开了详尽论述，并评析了这些官办慈善机构的作用与影响。善峰宪雄的《唐朝时期的悲田养病坊》（《龙谷大学论集》389、390号，1969年）、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社会事业——养病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8卷2期，1970年）也对唐代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的发展演变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作了有益探索。此外，森田明则探究了宋以后中国南方江滨湖区设置的救生红船制度（《论救生船》，《史学研究》第66号，1957年）。仁井田陞在探讨中国行会问题时，也很早对清代的善会善堂发生了兴趣。　仁井田陞在论述行会（基尔特商人，Guild Merchant）与城市行政的关系时，指出这些行会也曾被动地参与了修桥筑路、济贫恤穷和资助善堂等市政活动。今堀诚二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认为一些同乡行会或同业行会参与到市政中，而善堂善会构成基尔特商人负责的各项事业之一。根岸佶也从行会研究的角度叙述了行会在成员内部开展的善举。由于仁井田陞、今堀诚二所关心的中心议题并不是慈善事业本身，因而对善会善堂的探讨还不够深入，认识也有些片面，不过还是为后来者指明了一些研究路径。 宝卷 HYPERLINK /editor/eweb_editor/ewebeditor.asp?id=contentstyle=standardoriginalfilename=d_originalfilenamesavefilename=d_savefilename%20savepathfilename=d_savepathfilename \l _ftn1 \o [①]、善书和功过格在宋明以降直至民国年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传播善念、劝善积德的三种主要载体。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就对中国宝卷进行了系统研究，成果丰硕，先后出版了专著《宝卷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63年）、《增补宝卷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年）。在增补本的第三章“宝卷的变迁”中，将宝卷的发展分为“古宝卷”（明初至清嘉庆十年）、“新宝卷”（清嘉庆至民国以后，这也是宣讲、劝善用宝卷的繁兴时期）。他认为，在19世纪及至20世纪初，作为一种通俗演唱形式，宝卷被善堂、善会向民众宣讲劝善，引导人们去恶扬善，影响甚大。这类宝卷在明清之际发挥了信仰、教化、娱乐的社会文化功能，对民间慈善活动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此外，他还对宝卷与宗教（佛、道、儒、民间宗教）的关系以及宝卷的内容题材、刊刻与宣讲普及等问题做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并撰述专文评析了清末大善人余治在江南创兴的劝善剧。（《余莲村的劝善剧》，《天理大学学报》第48辑，第17卷，1966年）。善书，亦称劝善书，是劝诫人们行善止恶并确立道德规范的指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