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贫困地区发展以及环境可持续性国内经济贫困地区发展以及环境可持续性.doc

　　一、中国的贫困－生态环境脆弱区 　　1.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区的相关性 　　中国学者已经充分注意到贫困与生态环境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为了认识导致贫困的自然因素，有学者将中国贫困区划分为七类自然地域类型，它们是：(1)西南喀斯特山区贫困区；(2)东部丘陵山地贫困区(以上两个属于山地型贫困区)；(3)黄土高原贫困区；(4)青藏高原贫困区(以上两个属于高原型贫困区)；(5)内蒙古西部、新疆干旱区(属于内陆干旱区)；(6)北方农牧交错带；(7)北方滨海平原低洼地(以上两个属于过渡带型)。研究表明：中国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山区、高原地区、气候条件恶劣的内陆和生态过渡带，皆为自然环境脆弱区。 　　研究生态危机与贫困问题是不能分开的，解决生态问题与贫困问题也是不能分开的。在那些自然保护区又是贫困人口聚居地的地区，自然资源是相当丰富的。保护区内的居民的生存和生产的活动都依赖于保护区的自然资源。在成立自然保护区以前，尽管这些地区有丰富的自然生物资源及水、热等各种地理气候资源。但是，由于这些地区远离市场，难以获得技术、知识、金融等各类知识资源，不能形成商品的交换。从而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是长期以来，他们以当地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初级生产活动，主要在满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基础上，生活始终没有摆脱贫困水平；二是地理区位的劣势客观上保护了本地的特殊自然资源，形成了这些地区“富饶的贫困”这一特殊的贫困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的改革，这些地区自然资源的利用也逐渐从满足当地人口的自身生活的需要，发展到希望通过市场的交换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对保护区所在地区自然资源使用形成新的约束。面对这种约束，这些弱势人很难迅速找到替代的方式。自身的能力缺陷和外部条件的约束使这些地区延续着“富饶的贫困”。 　　总之，在我国，无论是从人类适合生存的角度定义的生态脆弱区还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定义“生态脆弱区”看，它们都与贫困有很高的相关性。由于我国大多数的生态脆弱区是贫困－生态脆弱区，所以它既是我国生态恢复与建设的重点地区，也是我国扶贫战略进入攻坚阶段以后的难点地区。中国的贫困与环境关系，或者说中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在这类地区的内在矛盾上。 　　2．人口―资源矛盾乃是贫困－生态环境脆弱区的主要矛盾 　　不少学者认为关于环境恶化与贫困的关系，并没有简单的结论,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贫困-生态环境脆弱区来说,有两点是比较明显的:一是贫困与环境恶化往往是互为因果的，二是这个地区内的人口过多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说“人口过多”是中国许多问题的根源的话，那么在贫困－生态脆弱区中，它又成为难以回避的主要矛盾。有学者用PPE怪圈（即“贫困－人口－环境”怪圈来说明贫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是怎样成为贫困地区贫困机制.这个理论模式对于我国的许多贫困-生态脆弱区是相当合适的。 　　李周等人研究了中国生态敏感地带与贫困地区人口的相关性，这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各省区生态敏感地带所涉及的人口与该地带内贫困县人口之间的相关性的度量；二是各省区内贫困县人口与各省区生态敏感地带贫困人口之间的相关性度量，其结论是：在划入生态敏感地带的人口中，约有7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县内；而生态敏感地带内的贫困人口约占这些省区贫困县总人口的81％，人数达1．58亿。虽然从贫困－生态脆弱区的总量说，还不能得出“生态敏感地带上的资源与土地禀赋无法解决现有人口温饱问题”的结论，但是由于情况差异较大，对于许多贫困－生态脆弱区而言，人口严重超载已是当地最严重问题。 　　再看看我国自然保护区的人口压力。尽管我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都位于人类活动相对较少的地区，但人口对于自然保护区的压力还是十分明显的。在所调查的85个自然保护区中，区内定居人口1,227,935人，平均每个自然保护区1．44万人，区内人口最多的保护区为湖南洞庭湖国家自然保护区和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定居人口均为20万人。此外，85个自然保护区周边人口5,019,063人，平均每个区5．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密度分布在5－200人／平方公里。按1997年的情况（我国有自然保护区926个，面积占全国总面积7．64％）类推，涉及到的社区人口可能超过6000万（区内1600）。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因为国土面积与我国接近的加拿大和澳大全国总人口才只有3000万和1800万，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仅为1．8和2．4人／平方公里。总之，与发达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基本没有居民的状况相比，我国保护区的社区呈现出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大的特点。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势必构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威胁，导致社区与保护区之间关系紧张，这也是我国自然保护区与社区矛盾非常突出的最主要原因。自然保护区与社区之间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社区与保护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