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神化与被蔑视的海明威.docVIP

PAGE  PAGE 11 被神化与被蔑视的海明威 　　20世纪欧美作家中，海明威无疑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一位。他的作品，很早就被诸如张爱玲、余光中等文学名家在中文世界译介，“抗战”期间，蜜月中的海明威携新婚妻子来到中国，在硝烟弥漫的重庆，分别会晤了蒋介石和周恩来，可见国共高层都对这位美国作家高度重视。解放以后，“十七年”至“文革”的中国文坛驱逐了绝大多数欧美“资产阶级”作家，但海明威的魅力，仍然难以抗拒。“革命作家”柳青一方面对《老人与海》“爱不释手”，另一面仍不忘与海明威“划清界限”：“虽然我们和作者的世界观不同，这样的书，不妨也看一看。”[1]到了“新时期”，文坛迎来了“神化”海明威的浪潮：不仅是他简洁明快的文风，更重要的是海氏在“迷惘”中张扬的“硬汉”精神，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们信服并且崇拜的新风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海明威经常是与卡夫卡、乔伊斯、贝克特等“现代派”（现代主义）作家相提并论，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各种版本的“外国文学”教材中，才注意到海明威身上的“现实主义”血统，把他正式划归到了“20世纪欧美现实主义”阵营。这似乎没什么不对，但却阴差阳错地为海明威随后遭受的尴尬和蔑视埋下了伏笔：“现实主义”总要比“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更容易读懂和看透。虽然海明威的传奇人生依旧被老师们在课堂上津津乐道，虽然他的短篇小说还入选了中学语文教材，虽然他“诺奖级”的经典作家身份仍然不可动摇，但种种迹象表明：海明威已经风光不再。在欧美评论界，女权主义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清理和批判海明威的男权思想，这一立场伴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发现，海明威笔下的女性，要么温顺如猫，要么狡诈如蛇，不过是他笔下“硬汉”们的陪衬。过去备受追捧的简洁文风，也成了质疑和批判的对象，像夏志清这样的美籍华裔学者，直斥海明威的文字“一清如水”，多读则无余味。梳理和审视海明威在中国的这段过山车式的遭遇，我们不禁要追问，神化和蔑视海明威，追究是出于何种原因？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我们能否给予海明威和他的作品更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一 　　“海明威热”的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大幕徐徐拉开之时，中国文坛刚刚走出“文革”的阴霾。整体创作风尚的大气候，是由封锁走向开放，由政治的他律，走向审美的自律。但具体到不同的文体，则又有所区别。在诗歌领域，“朦胧诗”运动，率先实现了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观念和技巧的借鉴和移植。而在小说领域，最早兴起的“伤痕小说”，在审美形态上则具有开启悲剧意识和回归现实主义的两大特征，随后的“反思小说”，美学上的追求仍然不出其右。由此奠定的新时期小说开局，恰恰形成了对于海明威的“期待视野”。在那个既充满着迷惘，又倡导思想解放，既揭示了历史的“伤痕”，又急于通过“反思”，在文化上寻求疗治极左政治之外药方的年代，海明威的作品，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海明威的小说，虽然融汇了现代主义的象征、隐喻等技巧，但文笔简练，仍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其笔下的人物，质高量多的是一些生活中困顿、肉体上受伤、精神上胜利的人物―――更接近于古典悲剧英雄而非现代主义荒诞乖谬的“非人”形象。这样一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家，不但很容易在海明威身上找到共鸣，而且很容易就能够各取所需，将“海明威式”的艺术风格加以“中国化”。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纵横捭阖，屡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在80年代，正是他较早发掘了海明威短促精练的文笔之美，并且主动加以借鉴和推崇。王蒙写过的“意识流”系列小说，其实并非完全是对乔伊斯或普鲁斯特的效仿。其中一篇，名为《海的梦》，作品的主人公，正是一位曾经翻译过海明威的作品的翻译家。在饱经政治磨难后，他展开了一番交织着对往事感伤和对前程憧憬的意识流动：“天太大。海太阔。人太老。……胆子和力气太小。……梦太长。床太软。空气太潮湿。牢骚太盛。书太厚。”这样的语句，完全没有乔伊斯式繁复绚烂、幽细入微的格调，反而是鲜明地复现了海明威式风格：短促，精练和简省。王蒙曾经不加掩饰地表达过对海明威的欣赏，他说，《老人与海》“越看越有味”。[2]但是这种欣赏，是一种保持了距离，停留在对海明威文体风格和写作技巧上的欣赏，还谈不上对海明威性格气质、为人行事的崇拜。 　　真正将“海明威热”由风格技巧的模仿推进到性格气概的崇拜，是随后跟进的一批知青作家。以写作《北方的河》《黑骏马》而闻名的知青作家张承志，就明确表达了对海明威的崇敬，他认为：“海明威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整整一批中国作家。”张承志所谓的“影响”，显然不只是文风和技巧层面的问题。在海明威的作品中，众所周知的是一众“硬汉”形象：从早期的“斗牛硬汉”（曼努埃尔）、中期的“战场硬汉”（罗伯特?乔丹）到晚期的“海上硬汉”（桑提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