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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近二十年来有关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理论机制、经验研究及影响因素等热点问题发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得到了理论研究和经验检验的支持，但其贡献度检验尚无定论；政治环境和地方分权是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两大主要政治利益因素；基础设施投资实践中的融资渠道、规模优化与结构配置等问题尚需进一步细化论证。 　　关键词：基础设施 经济发展 最优规模 结构优化 　　引言 　　基础设施是“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提高产出水平和生产效率的经济活动，其基本要素是交通运输、动力生产、通讯和银行业、教育和卫生设施等系统，以及一个秩序井然的政府和政治结构”(Greenwald，1982)。World Bank(1994)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与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供给等经济性基础设施作为物质资本，直接参与生产过程，有益于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科教文卫、环境保护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形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 　　经济学家围绕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评价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回顾了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着重梳理近二十年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影响经济发展的经验研究，重点探讨研究纷争的原因，剖析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环境与地方政府分权竞争等政治因素。在回顾分析基础设施的最优投资规模、融资渠道以及结构优化等政策的基础上，为发展中国家合理配置基础设施资源、利用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一 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 　　基础设施范围广泛，不同种类的基础设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和程度等方面各有差异。一般来讲，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功能覆盖面广的特点，且兼具网络效应、准公共品和“拉选票”等特殊性质，因此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政府职能之一即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即基础设施建设，其著名的分工理论说明了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而市场大小及商业发展程度取决于道路、桥梁、运河、港口等公共设施建设水平。这些萌芽思想均强调了基础设施对于积累国民财富的重要性，对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效应 　　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往往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及内在机制有不同的理解，对基础设施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总的说来，基础设施不仅是一项“投资”，通过需求拉动及资本积累在短期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还是具有“外部性”的准公共物品，能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 　　1．公共支出的需求拉动与资本积累效应 　　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凯恩斯在《劳埃德·乔治能办到吗》一文中从经济理论层面论证了公共工程政策主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乘数原理和初步的有效需求思想。面对“大萧条”时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其主张借助政府干预消除危机，将公共工程支出（即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政府反经济危机的手段，以弥补个人需求的不足。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国民经济的一项要素投入不仅能引起总产出直接增加，还会通过乘数效应影响资本积累，带动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进而提高国民收入，加速社会经济活动。20世纪40年代，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强调资本积累重要性的发展经济学家的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而以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受制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虽然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增加了产出，但其对经济增长只有短期效应，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并非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经济的长期增长依赖于外生的技术进步。 　　2．外部性与内生增长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企业研发、人力资本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的外部性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Arrow与Kurz(1970)开创性地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总量生产函数，认为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在稀缺的金融资源方面进行竞争，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能力；而外生的公共支出存量变化影响经济转移动态，但不改变收敛到该状态下经济的稳态增长率。Barro(1990)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内生增长模型，发现政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基础设施的公共品性质使其对私人资本具有溢出效应，私人资本的边际报酬将不随人均资本积累而变化，类似获得了外生的技术进步贡献，长期经济增长率将随劳动力的增加而增加。Barro与Sala-I-Martin(1992)对该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