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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发行论文- 《图书公平交易规则》的法学分析 摘要：限制新书打折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一出台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从法学的角度分析，该规则在制定主体的适格性、条文自身的有效性以及具体实施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上都存在明显的琅疵。它的出台不仅反映了图书行业规制目标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巨大背离和冲突，也折射出了我国当前图书行业竞争与垄断图景的一个侧面。唯有通过图书行业的“竞争性再造”，实现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互动合作的良性关系，才能够促进我国图书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图书行业；行业协会；竞争；垄断 　　 　　一、问题与引言 　　2010年1月8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联合发布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以下简称“图书限折令”)，规定新版图书出版一年(以版权页出版时间为准)内，进入零售市场时须按图书标定的价格销售。针对网上书店或会员制销售等特殊情况，新书优惠的价格不得低于版权页定价的8.5折。该规则一出台，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不同群体站在不同立场表达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 　　消费者群体的普遍反应是“难以接受不能网购便宜新书”。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和律师协会为此甚至发出联合声明，认为“限折令”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建议有关部门介入调查。规则的制定者则表达了迥然相反的观点，认为“不打折”和“限折”实际上保护了消费者利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既不是经营者，也不是行政机关；既没有市场支配地位，也没有行政权力，不可能涉嫌垄断。面对图书相关行业协会与消费者的对立立场，出版发行界和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也表达了各自的理解。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罗紫初认为，新书不打折其实是国际出版业通行的做法，能够限制恶性竞争和不公平竞争，保护读者获取丰富出版物的权益从而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宏伟和刘俊海则认为，图书限折令不具有法律效力，违反了我国《反垄断法》的多项规定，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不利于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图书市场竞争秩序。 　　多方观点的僵持不下一方面反映了多方主体对图书限折令本身效力和目标的理解冲突，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我国当前图书定价市场的混乱局面。要平息这场争议，首先需要回答图书限折令在法律上是否具备合法效力，以及是否如规则制定者而言能够最终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但是问题远不止于此。在我国于加09年7月经国务院正式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使得文化产业成为国家重点推动产业的背景下，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产业在产业化和市场化道路上面临的竞争与垄断图景，俨然已是限折令出台的重要背景。图书限折令的出台是一个侧面，通过分析限折令的法律效力，考察限折令出台的背后深层次原因，以及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着的巨大背离和冲突，能够窥见我国当前图书行业的竞争与垄断情况，为我国文化产业竞争秩序的构建提供一个视野和路径。 　　二、图书限折令的条文分析 　　图书限折令引发的争议首先集中于对限折令条文本身合法性的质疑，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业协会作为规则制定者的主体适格生问题，二是规则条文自身的法律效力问题，三是规则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问题。 　　1　行业协会的规则制定权问题。行业协会作为一种组织化的“私序”组织，是社会个体基于自动形成的个人关系资源或自愿加入的组织化团体，在长期交往博弈中而达成的自我约束机制。引作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的重要代表，行业协会的一项重要职能即是代表并服务于会员企业，对接市场和政府，作为一个自律性中介化解市场和政府的失灵现象。为了实现其代表、服务、中介和自律之功能，行业协会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必然要具备一定的自治权，这种权力或来源于成员企业的契约，或来源于法律直接授权，也可能来源于行政授权。但是不论行业协会的权源来自于何处，都必须遵守自治的核心原则，即“自治的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是同一的”。若超越了该限定，则行业协会显然不是在行使“自治”权力，而是根据法律授权或行政授权代为履行行政机关的特定行政权力。图书限折令的制定并未获得法律或行政授权，因此其规制制定权应认定为来源于相应协会成员的契约式授权。正如限折令第4条和第30条所指出的，本规制为“行业自律行规”，对供货商、经销商具有“自律约束力”。但是其第2条又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图书交易活动的供货商和经销商，应遵守本规则。这意味着不属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成员的图书供货商和经销商也必须遵守限价规定，显然已经超越了行业协会的“自治”权限。限折令第22条和第23条关于新书不准打折销售和网售不得低于八五折的规定更是直接将权力触角伸向了消费者，通过一种变相的联合定价方式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