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与大地民间试论30年代的.doc

文化中国与大地民间——试论30年代的 【内容提要】 在30年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影响下，一批文学家力图重建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创立本土化的现代写意小说学，他们构成了30年代文学领域的“文化寻根”派。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萧红等人就是30年代“寻根文学”的理论代言人和创作实践者。“寻根文学”对医治新文学的“现代幼稚病”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20世纪30年代，在文化守成思想影响下，一批文学家力图重建中国古典艺术精神，创立本土化的现代写意小说学，形成了30年代文学领域的“文化寻根”派。 “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②。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30年代的文化民族主义者绝非世纪初的国粹家和复古派，而是融会了新知与旧学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某种程度的使命感，其行为靠古典式的信念支撑。文化保守主义是有着五千年传统同时又富于现代精神的中华民族内在生命力的必然显发，对于民族自我意识的塑造、对于民族认同的持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质上乃是民族生命的自我调适和更新。”③这种文化选择源于民族自尊心也源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有感于“科学破产”，呼吁“发挥我们的文化”：“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④杜亚泉等倡言理想生活与合理人生，既是反思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也受到西方欧战后反科学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梁漱溟力图将“述而不作”的儒变成力行的儒，他认为儒学具有光明的前途，并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只有从中国文化固有的伦理精神出发使“老树上发新芽”，才能找到与西洋迥然不同的民族自救之路：“我们因无路可走，才走上乡建之路。开辟别一个新路线，以农村为主体来繁荣都市……开辟世界未开辟的文明路线，以乡建工作为民族自救的唯一出路。”⑤在文学领域同样对新文化全盘反传统立场展开了反思，认为“唯新唯西”的价值取向造成的文化传统断裂使新文学成为无根之萍。“民国以来，学者贩稗浅薄，妄目中国传统文学为已死之贵族文学，而别求创造所谓民众之新文艺”，从而导致新文学“刻薄为心，尖酸为味，狭窄为肠，浮浅为意。俏皮号曰风雅，叫嚣奉为鼓吹，陋情戾气，如尘埃之迷目，如粪壤之窒息。植根不深，则华实不茂。膏油不滋，则光彩不华”，因此呼吁“中国固文艺种子之好园地也。田园将芜胡不归?”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30年代从文化到文学领域都出现了一批精神寻根者，他们力图“理一理我们文化的根”。 王新命、何炳松、武干、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于1935年1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主张“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具体方法就是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可诅咒的不良制度与卑劣思想应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目的是使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领域，而且对世界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⑦。“西化派”立即对十教授书做出了回应与反击。双方经过两年论争最终达成一定共识：第一，都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未来发展。第二，由空洞抽象、大而无当的概念争论进入具体务实、具有可操作性的现代化方案论证。第三，能够认识到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各有优美之处和不足之处，不再全盘地、轻易地、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第四，都主张继续新文化运动精神，继续推进新启蒙运动，对西方优秀文化要尽快引进和完整了解，对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要真正掌握尽量吸收，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要接续，对民族文化精神要认同。第五，对现代化的基本指标和主要领域有了共同认同，均将科学化、工业化、民主化视为现代化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指标。研究者认为，文化守成主义者和文化自由主义者“都有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激情，力图向西方寻找真理来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推动了中国新文化演变的进程”⑧。 3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与早年的李大钊一样满怀民粹主义思想⑨，表现出了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和神圣使命感，它深深吸引着饱经忧患苦无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具有乡土根性，大地民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如果说“十教授书”代表了一种理性思索，那么“寻根文学”则表达了文学家内心深处的生命体验，他们“虽身处闹市却魂系乡村，以‘乡下人’、‘地之子’自居，天然地拒绝欲望城市的‘异化’和’压抑’。这种浓厚的乡土情结敦促作家们把乡土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大文本，把乡村作母体，用